“福利社会”概念近年来深受社会政策研究的关注与讨论，在福利（公共）服务发展日渐受到重视及购买服务更加普遍的趋势下，本文介绍了共同生产、共同管理、共同治理理念的发展及其政策意涵，同时以Edgar Cahn于20世纪80年代推展之时间银行为例重新思考福利社会的意义，并借此审视未来制度创新与社会治理的可能发展及其路径。

事实上贫困有它的科学性，贫困是不是可以去对抗？我们知道贫困它是多面的，甚至贫困也曾经是老天爷给的礼物。这个当中我们必须保留贫困里头一部分好的价值，好的文化，有一部分我们的确要提升我们生活的素质，我今天从理论的架构跟大家做一个探索。

我当然也在学习生态福利的意义，不过我觉得生态福利对于我来说就是人与环境共融的，也就是说你今天不可能只站在人的立场来思考，总有一天环境反扑，市场什么都没有，所以人定胜天这句话是错的，你甚至要顺服大自然的规律和变化。所以我觉得应该可以逐渐去找到一个平衡点，我觉得生态福利的话，这个福利不是我们从生态里面取得多少好处，而是说这个生态你把它保护起来，这个生态自然提供你很多的资源，这是我们过去没有的。甚至我们在过去有一个学者也提出我们要变成一只鸟，从鸟的概念来看这个环境，这个概念更谦卑，人的态度要更谦卑，我们是生态系统里的一环，所以我们大家如果能够在这当中彼此尊重每一个生活的环境，那它当然就会非常好，这个环境一定是万物能够共生的环境。

本文拟从“共同生产”理念之沿革概述其与“新公共管理”、“共同治理”、“核心经济”（core economy）和“共享经济”（sharing economy）理念之间的关联性，并且强调透过赋权式（empowerment）和参与式（participation）的社会政策将可提高决策的正当性、透明度及服务质量，从而将社会政策融入经济政策再去思考未来如何透过共享经济的各种可能模式，寻求经济成长与公平分配机制之均衡，进而回应新常态经济态势下的社会需求与转变，并且积极调整社会结构，臻至一个经社平衡、稳中有序之状态。

本文从福利多元主义的观点讨论台湾社区发展的政策意义及内涵，而此种发展也正是20世纪70年代以来，西方先进工业国家面对政府及市场失灵的重要社会政策理念。台湾从20世纪60年代末逐步建立社区发展的相关法规，并经历了解严、社区营造及“九·二一”大地震等过程，也造就了以社区发展协会为行动主体的社会改革运动。本文从Titmuss的社会福利类型化出发，探讨福利社会的意涵，并从“公民民主”（civic democracy）和“社会企业”（social enterprise）这两个角度来分析台湾社区发展的情况。研究结果发现：台湾在1987年解严之后，社区组织社团化成立社区发展协会，逐步通过政策引导发展及居民参与，至今，社区发展协会已成为推动政府各项施政的重要伙伴；另外，非营利组织快速的成长也成为孕育社会企业的温床，然社区组织法人的概念则仍待进一步的厘清及培力。综合言之，超越政府及市场（BSM，Beyond the State and Market）的模式就是福利社会的具体形式，福利社会并非自绝于政府与市场之外，而是三者分足而立，成为一个“互为主体”又“三位一体”互相补位的动态福利供给模式，而台湾社区发展的初步经验似乎也呼应了此一特性。

本文主要探讨台湾非营利组织近十余年来蓬勃发展的现象，其一方面受到西方福利国家在1970年代之后福利多元主义思潮的影响，另一方面则是为新公共管理主义下契约委托风潮所影响，而此种非营利组织福利化的现象，乃是“中央政府组织”分权到地方政府，地方政府再向在地非营利组织购买福利服务的过程。本研究发现，非营利组织福利化的发展仍方兴未艾，它一方面可解决政府专业人力不足的问题，另一方面也符合在地组织满足在地需求的特性。本文分析了过去非营利组织（特别是宗教组织）对台湾社会福利专业化与在地化的重要功能。然而，台湾在1998年通过《政府采购法》之后，非营利组织运作愈来愈朝向市场化，产生了对于政府长期委办福利服务业务的依赖。非营利组织不仅失去了公民组织的监督特性，而且形成了与政府组织长期合作的福利业务合伙关系。这一现象是否有利于未来福利发展有待进一步的观察，从而为其他地区提供参考。

近年来“小区”作为一种社会政策实施界面与平台的趋势愈来愈受到两岸学者的重视，从平衡经济发展的小区发展政策，维护环境生态的永续小区政策，以至解决高龄社会的小区照顾政策可见一斑。台湾从1960年代即投入小区发展工作推动小区基础工程建设，1990年代之后随着台湾人口结构快速老化，将小区发展重点转为小区照顾。中国人落叶归根的传统观念，以及小区具有在地及内聚的特性，使得高龄者较希望能够在熟悉的环境中终老。本文目的在介绍台湾小区组织如何面对高龄化社会的来临，政府的相关高龄照顾政策以及目前实施的成效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