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格（personality）英文一词的拉丁文本义是面具（persona），但西方人格上的诸多研究已越来越远离了它的原义。只不过无论西方人格理论如何发展，用它们来解释中国人的脸面观，似乎都没法说到点子上。如果我们坚持用人格或面具来研究或概括中国人的性格和关系特征，我们并不能从中看到中国人的什么特点，也许只能通过他们的量表来看出不同文化中的人的得分高低，而当我们用“脸面”一词来概括、描述和分析中国人的性格和关系时，便可以发现它非常恰如其分地体现了中国人性格的关键和精髓（鲁迅，1991a）。近百年来，许多学者曾用这一概念多次总结了中国人的国民性格特征。但遗憾的是，这一概念的提出更多的是被感受和感悟到的，而不是被清晰地分析和研究出来的。这不仅是因为过去关注它的人文学者远比社会科学家多，其含义难以明确界定，更重要的是，由于这个概念自身的复杂性，造成大多数的研究基本上停留在现象描述、归纳陈述和实证研究的层面上，而缺少对它的理论探索和框架性的把握，从而导致许多经验研究没有触及到它的根本意义，甚至失去了研究的方向。本文在此则希望能尝试建立一个具有解释力的模型。

中国社会的构成及其特征，可以来自不同学科方面的研究。比如历史学家黄仁宇从宏观角度将中国社会结构形象地称为“潜水艇夹肉面包”（submarine sandwich）或“倒砌的金字塔”（1998：61），我们在这倒砌的上面看到的是庞大的官僚机构。而社会心理学家黄光国（1988）从微观的角度建构了一种比较复杂的社会互动（人情面子）模式，想用来解释人们在儒家思想影响下的日常（包括官场）行为。还有一些既不是微观也不是宏观的探讨似乎来自于人类学，其中比较有影响的当属费孝通的差序格局（1985：23～25）和许烺光的父子轴（1990：58～61）。我（1999a：72）倾向认为，中国社会的构成及其理解方式即为一种宏观和微观相通的连续体（比如词语“国家”的构成），因此一种对中国社会构成的有效的解释模型往往是在宏观和微观两端上可贯通的理论建构。近来有西方汉学家（何伟亚，2002：23～25）运用类似的视角和观点来研究中国晚清的朝贡模式及其在国际交往中的失败，显然比过去的相关研究更准确地把握了中国人的思维方式和行事理路。

本文对潘光旦与费孝通的思想进行了比较研究。无论是当年潘光旦所希望建立的“伦学”，还是费孝通提出的“差序格局”，最终都不可避免地被套入现代社会学的框架。当下中国社会学界讨论的“差序格局”概念，大都是将其放入中国人的社会交往、社会网络及社会资本研究中去重新阐发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