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将对本书涉及的关键概念进行界定，对灾后健康相关研究进行回顾，并重点评价灾后PTSD、抑郁及躯体健康相关研究。

本文将首先对已有研究的局限性进行评价，从而提出本书的研究问题。在明确了研究目标及问题后，本书将围绕研究技术路线及研究设计如何开展进行阐述，最后从理论及现实两个层面陈述本书的研究价值。

PTSD是国内外灾后健康研究的热点，已有研究受研究经费、灾后环境的制约，大多采用横截面数据对PTSD的患病率及影响因素进行分析。然而，PTSD的患病率可能由于后发性PTSD的存在随着时间推移而升高，也可能随着自然恢复的过程而降低，还可能受政策原因而波动，因此仅仅通过单个时点的报告对于充分了解灾后PTSD的特点是不足的，此外，关于PTSD的影响因素，受灾后环境变化的影响，在长期状态下，这些影响因素是否随着时间而变化也不得而知。因此，本文将分析描述汶川地震发生后2～44个月不同时点上灾民PTSD患病率的变化及影响因素。

抑郁与PTSD常见于创伤事件影响的人群中，两者经常以共病的形式存在，目前灾后健康相关研究对PTSD进行了大量探究，而对抑郁的重视不够。已有研究表明，抑郁在灾民中的患病率甚至超过了PTSD，目前仅有少量研究对汶川地震后灾民的抑郁患病率及影响因素进行了分析。PTSD、抑郁之间的关系有三个方面，PTSD可能导致抑郁，那么长期状态下抑郁的患病率可能升高；抑郁导致PTSD，那么长期状态下，抑郁的患病率可能降低；两者也可能互相影响，这使得对抑郁患病率随时间的变化研究同样重要。此外，在震后环境中，哪些因素影响了抑郁，这些因素是否随着时间而变化，也是一个需要探究的问题。本文将描述分析汶川地震后灾民抑郁的变化及影响因素，以期为灾后有针对性的长期干预提供参考。

关于PTSD与抑郁的关系，已有研究存在大量争议，一些研究发现两者相互独立，一些研究认为两者相互影响，在相互影响的关系下又有三种争议，是PTSD导致抑郁，还是抑郁导致PTSD，还是两者同步变化。那么综述这些争议，本章提出了两个研究假设：第一，如果两者相互独立，则有不同的影响因素预测，如果两者相互影响，则有相同的因素预测；第二，如果两者存在因果关系，通过交叉滞后检验，可以验证两者的因果关系。PTSD、抑郁的关系探究不仅具有以上理论意义，而且由于两者常以共病形式存在，往往给干预治疗带来很大困难，那么对于两者相互关系的分析也为心理干预提供依据。本文对汶川地震后PTSD与抑郁的相关关系进行分析，并进一步运用相邻两个时间点上的重复样本进行因果关系的验证。

已有研究虽然表明PTSD、抑郁与躯体健康之间存在着关系，但是由于研究选取的样本大多集中在临床样本，较少在地震受灾者样本中得到验证。此外，PTSD与抑郁对躯体健康的影响程度是否存在差异，随着时间的变化，精神健康与躯体健康的关系如何，也较少得到验证。汶川地震后，大多数研究关注灾民的精神健康状况，而少有研究关注灾民的躯体健康状况。本文将进一步分析PTSD、抑郁及共病与躯体健康的关系，以探究震后不同时间点上灾民精神健康与躯体健康之间的关系，并比较PTSD、抑郁及共病对躯体健康的影响。

本文将结合已有研究成果及本书的发现进行讨论，并对本书的实践指导价值进行分析，最后对未来灾后精神健康研究的挑战及前景进行论述。

为评估新形势下基层公务人员的廉洁状况，本项研究对东中西部10个省份的中小微企业和基层干部进行了深度访谈和问卷调查，发现目前政商关系“清”的程度有所提高，但是“轻型”腐败行为、不当行为和不作为等做法比较普遍，给企业生产经营活动造成严重困扰，而“亲”则成为政商关系的禁忌。本文认为政府监管机制和标准措施、政策评估和调适机制及政策宣传解读培训等方面存在的问题，是诱发当前“轻型”腐败行为、不当行为和不作为等问题的主要体制机制原因。必须通过改革纠正这些深层次问题，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