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介绍了从“国家主导”到多元推动的集体协商的新趋势及其类型学。首先，本文介绍了集体协商的类型学。其次，本文介绍了案例并进行了比较分析。最后，本文总结了工人组织化形态与集体协商新类型的实践效果。

2018年是《劳动争议调解仲裁法》正式施行10周年，10年来劳动争议案件数量经过一段时间的大幅上涨后，近几年逐步趋于稳定；案件类型更加集中，主要涉及劳动报酬，社会保险，解除、终止劳动合同等方面。近年来，政府从劳动争议处理人员队伍建设，处理流程简捷顺畅，“互联网+应用”等方面努力预防、控制、快速处理劳动争议，使劳动争议处理效能大大提高。但随着共享经济发展，出现了很多新的劳动用工形式，劳动争议处理面临一些新的问题。

随着改革的深入，2017年度劳动力市场环境更加复杂，但宏观经济稳中向好，结合新实施的四部劳动争议处理规章，各地加大了对劳动争议源头预防，创新了调解仲裁方式方法，劳动争议持续增加的趋势得以缓解，劳动关系整体上处于较为平稳的态势。

零工经济的繁荣对生产制造业的影响正在得到社会的关注。在当前中国劳动力市场的变革过程中，既有研究普遍从零工经济自身的发展与规制的角度进行探讨，缺乏从产业劳动力转移的角度对零工经济与制造业间角力的分析。零工经济的发展已经展现出就业创造、劳动控制与制造不稳定的三类图景，本质上是通过“自由”的劳动体验、“制造同意”的管理模式和“政策红利”下的溢价优势三种途径，加速形成对实体经济领域劳动力的虹吸效应。在此基础上，零工经济过度发展的结构性风险在经济、社会和文化三个层面呈现。为破解零工经济与实体经济困局，本文从拆解与连续的视角，认为要防止中国经济转型陷入去技能化陷阱，必须要把技能、数字经济、企业治理与更广范围内的社会关系放在国家转型发展的目标下综合考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