妇女参与权力和决策的情况是衡量一个国家性别平等状况的核心指标之一。1995年第四次世界妇女大会通过的《北京行动纲领》（以下简称《行动纲领》）将“妇女参与权力和决策”作为12个关切领域之一，并提出了所要实现的战略目标和具体的策略措施。中国也出台了一系列保障妇女平等享有政治权利的法律政策，并积极采取措施推动其落实。本章在简要回顾1995年以来妇女参政的国际和国内背景与参政情况变化的基础上，重点分析有关妇女参政的法律政策制定和实施中的进展与不足，并对进一步完善促进妇女参政的法律政策提出建议。

本文从人大女代表的比例、在决策中的影响力以及性别平等意识三个层面分析了妇女在人大中的参与状况，认为人大女代表比例偏低，一方面，“女、少、非”集于一身的特点和在决策中的边缘地位，限制了其在人大中的参与。另一方面，人大女代表参政议政积极性、能力和性别平等意识都强于男代表，说明认为女代表素质低是一种偏见。本文指出，法律规定过于原则、缺乏性别敏感，公众对于妇女参政能力的不信任和双重评价标准，妇女的双重角色负担等，都是影响妇女参与人大的重要因素。

2005年8月十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十七次会议通过了修订后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妇女权益保障法》（以下简称《妇女法》），这次修订在总结《妇女法》颁布十余年来在实施中显露出的问题的基础上，针对中国经济和社会转型期凸现的新问题，参考其他法律法规的内容与维护妇女权益的实践经验，对原有法律做了很多补充和完善。但新修订的《妇女法》颁布伊始，甚至在草案讨论过程中，一些专家学者就指出了它的不足和局限，比如许多内容规定得比较原则，缺乏可操作性，处罚措施仍不够明确等。因此，各方面的专家学者和实际工作者都希望各省制定的《实施〈中华人民共和国妇女权益保障法〉办法》（以下简称《〈妇女法〉实施办法》）能弥补它的局限与不足，使《妇女法》中的内容更为具体和完善。自2005年12月1日新修订的《妇女法》实施以来，各省就开始了省级《实施办法》的制定进程，截至2007年12月，已有新疆、湖南、黑龙江、江西、陕西、贵州、上海、安徽、宁夏、广东、天津、浙江、湖北、四川、甘肃、吉林等16个省区市颁布了省级的《〈妇女法〉实施办法》。这些《实施办法》总结了男女平等和妇女发展的实践经验，借鉴了国内国际的研究成果与成功范例，增强了《妇女法》的可操作性和可诉性。本文试图在总结新修订的《妇女法》的突破与局限的基础上，对新修订的省级《〈妇女法〉实施办法》的突破与创新进行归纳，分析仍存在的问题，并提出进一步完善妇女权益法律法规的建议。本文所依据的资料主要是修订前后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妇女权益保障法》、修订前的《〈妇女法〉实施办法》以及新修订的16部省级《〈妇女法〉实施办法》等法律法规；相关的研究成果和新闻报道也是本文重要的参考资料。

20世纪90年代以来，随着中国社会经济的转型，妇女的就业、财产、人身和婚姻家庭权益受侵害的现象日益凸现。由于妇女在教育水平、社会地位、经济收入等方面普遍处于弱势地位，所以在权益受侵害时，很难依靠自身的力量寻求救济。所以，对妇女的法律援助和救助对于妇女权益的维护起着非常重要的作用。近几年来，中国更注重树立社会公正的科学发展观和建立和谐社会的理念，加强男女平等基本国策的贯彻和社会性别主流化的倡导，使得对妇女的法律援助和救助行动取得了显著的效果。

1995年北京世妇会以来，中国在妇女参政领域取得了一定进展，政府出台了一系列有关妇女参政比例的法律政策，妇女参政比例缓慢提升，但仍存在如下不足：一是有关妇女参政比例的规定不够具体和量化，而且目标值设定过低，与联合国规定的30%的目标要求有很大差距；二是贯彻落实妇女参政比例规定的配套措施不足，总体制度设计不能体现性别敏感性，没有充分考虑男女的现实差异和妇女的特殊需求；三是妇女参政比例仍然偏低。建议进一步完善妇女参政法律政策及相关配套措施，加强妇女参政的能力建设。

全球化过程以各种复杂的方式重构着不平等。本文挑战了现存的全球化范式，提出了能够解决包括社会性别在内的多重的、复杂的不平等的新范式。社会性别制度相互竞争的各种形式，正在被多重的全球化过程所重构。利用复杂性理论，可以发展全球化的理论和多重的社会性别机制。

本文利用中国妇女社会地位调查数据分析了参政妇女的家庭性别角色分工及其对妇女参政的影响。研究发现，关于参政妇女的家庭性别角色分工状况，从横向看，参政妇女的家庭性别角色分工与普通妇女相比存在一定差异，承担的家庭负担责任较轻；从纵向看，近20年来参政妇女的家庭性别角色分工发生了积极的改变；从代际看，参政妇女的家庭性别角色因年龄的不同而存在差异，年轻女性领导的家庭性别角色分工有积极的变化。但总体来说，参政妇女的传统性别角色分工格局仍没有被根本打破。关于家庭性别角色分工对妇女参政的影响，一方面，与男性领导相比，女性领导的家庭成员尤其是丈夫是否支持，对其参政议政和职业发展至关重要；另一方面，双重角色负担导致的工作家庭冲突，对于参政妇女的职业发展产生不利影响。

党的十八大以来，在推进全面依法治国进程中，保障妇女权益的法律体系进一步健全、制度机制进一步完善，妇女和妇女组织参与法治建设的渠道进一步畅通，将男女平等原则纳入科学立法、严格执法、公正司法、全民守法全过程取得突破性进展。但是，不论从法律文本、制度机制还是社会的法治意识层面，妇女权益的法治保障状况与全面依法治国的战略目标、与广大妇女群众对美好生活的期待之间，都还存在一定的差距。强化新发展阶段妇女权益的法治保障，需要进一步完善妇女权益专门立法并针对妇女权益保障的重点难点问题完善相关立法，进一步强化妇儿工委和妇联组织维护妇女权益的制度保障，强化法规政策性别平等评估机制建设，提升全社会性别平等的法治意识。

本文回顾了1995年以来中国农村妇女参与基层治理研究成果的概况。全本文首先论述本研究的背景、所要回顾的研究成果的范围以及分析的框架；其次对农村妇女参与基层治理研究的概况进行描述，包括总体的和分阶段的研究成果概述、作者情况等；再次描述了有关农村妇女参与基层治理研究的主要概念和观点，尤其是创新之处；最后是结论与思考，主要总结近年来农村妇女参与基层治理研究的主要进展和不足，并就未来如何推进提出了自己的一些想法与思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