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日常生活中，因为“社会政策”、“法规”与我们具有较 高的相关性，人们不时地论起。而且，随着中国改革开放的不断深化，尤其加入WTO以后，人们对社会政策与法规的关注会 越来越多。那么，何谓社会政策与法规？又源何而起？

在社会政策与法规的制定、实施、评估、终结的整个过程中，价值观及其分析是贯穿其始终的一条主线，因此，价值观是社会政策与法规的理论基础。从根本来说，有中国特色的社会政策与法规的理论基础应当是马克思主义哲学价值论。社会政策与法规基本原理的逻辑体系只有建立在马克思主义哲学价值论的基础上，才能科学地揭示其本质与规律。

社会政策与法规研究的方法是现代自然科学和社会科学中众多学科的交叉、渗透和融合的结果。因此方法众多，在政策研究的方法体系中唯物辩证法的方法论贯穿于政策研究的全过程，系统论的思想统领各种政策研究方法，政策研究层次上的基本原理成了研究过程中的精髓，还有许多方法具有在某些过程间的通用性。方法论是社会政策与法规研究方法体系的基础，它为具体的研究提供认识原则和理论指导，决定着具体研究方法的运用。而具体研究成果的积累、具体研究方法和专门技术的进步也必然促进方法论本身的发展。在中国，最有影响的社会政策与法规研究的方法论是马克思主义哲学方法论、实证主义方法论和非实证主义方法论。马克思主义哲学方法论，是运用马克思主义哲学理论特别是历史唯物主义观察和处理社会政策与法规问题的根本方法的理论体系，它从哲学世界观和方法论高度指明社会政策与法规研究的方向和道路，构成社会政策与法规研究方法体系的基础。实证主义方法论的基本观点是：社会政策与法规是有规律的，因而是客观的，可以被感知、被概括的。可以将自然科学的方法运用于社会政策与法规的研究中来。社会政策与法规中非实证主义方法论主要表现在价值判断和分析，突出有关行动者的主体性、意识性和创造性，反对把人当做非人格的物化现象；主张借助“价值关联”，理解人的主观意识在社会认识上的重要作用。虽然，社会政策与法规以客观规律为基础，但总离不开价值偏好。

他山之石，可以攻玉。英国学者狄康教授（Bob Deacon）提出，社会政策与法规已经进入一个超国界的年代。国家与国家的接触、区域性协作组织的产生与运作，甚至一些国际中介机构的成立与膨胀，都在促进国家社会政策与法规进一步迈向全球化。从这个角度来看，现在很少国家可以完全封闭，也很少国家可以完全不参与任何地区或国际组织11590275。换言之，很少国家或地区可以在其社会政策与法规上完全“独善其身”，把社会政策与法规完全视做内部事情。他进一步指出，社会政策与法规全球化不仅存在，而且全球政治也对本国的社会政策与法规带来越来越多的影响。我以为，社会政策与法规全球化现象，一方面是指一些超级大国通过国际性的中介机构，对其他国家的发展策略做出支配或干预；另一方面，则是各国在制定国内的社会政策与法规时，都不约而同地放眼全球，主动吸取他国成功经验，取长补短的结果。全球化提醒着社会政策与法规研究者，再不能把社会政策与法规的关注焦点，封锁在本地的范畴上。

社会政策与法规制定是社会政策与法规运行过程的首要环节，也是其成败的基础。社会政策与法规制定是决策者根据面临的问题，提出解决方案，并使其转化为社会政策与法规规范的过程。

社会政策与法规的执行是社会政策与法规过程的中间环节，是将政策法规的目标转化为现实的惟一途径。社会政策与法规执行的有效与否关系到社会政策与法规的成败。

社会政策与法规评估是社会政策与法规过程中介于社会政策与法规执行和社会政策与法规调整之间的重要环节。科学的评估是根据对社会政策与法规执行以后的效果进行判断和确定社会政策与法规的价值，为社会政策与法规的延续、革新或终结提供决策依据。而评估过程需要对社会政策与法规过程的诸个阶段进行全面的考察和分析，总结经验、吸取教训，以便为以后的社会政策与法规实践提供良好的基础。

社会政策与法规调整是制定者依据评估结论反馈的信息，对社会政策与法规的内容和形式予以部分改变或全部改变的行为，实质上是制定过程的延续。通过对社会政策与法规进行相应的调整，及时纠正失误或偏差，可以使社会政策与法规更好地符合客观实际的需要，有利于尽快实现目标。

社会政策与法规的运作就是它对社会生活发生作用的过程。其运作过程，具有独特的内在规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