研究集中探讨两方面的问题。首先，在农村衰落的背景下，国家的新农村建设政策对于农村发展的效应，以及这种效应在不同类型农村间的变异。其次，分析不同农村类型所代表的农村拉力对于农村劳动力流动的影响。依据2014年中国劳动力动态调查基于农村流出地调查法收集到的农村劳动力人口调查数据，我们发现，新农村建设在促进农村基础设施建设不断发展的同时，国家理性导致了不同类型村庄之间的投入存在差异。新农村建设形塑下的农村发展类型，影响农村劳动力人口的流动，市场力量导致的农村劳动力流出和流入的马太效应被国家新农村建设政策反向修订。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城市化进程日益加速，城市化逐渐成为影响农民群体流动的重要结构性力量。在城市化的带动下，大量农民工涌入城市，大中城市的数量以及城市人口规模不断上升。这种大规模人口转移在为城市快速发展提供充足劳动力的同时，也为农村发展带来了建设主体缺位等巨大挑战（周祝平，2008）。如伴随着农村青壮年人口的大量外流，部分村庄平时甚至很难看到年轻人，出现了“三八六一九九”的情况，对农村经济特别是农业的发展产生了较大的影响，有学者甚至提出村落作为一种社会形态可能走向终结（李培林，2002）。面对农村发展中出现的困局，国家运用自身的财政力量，通过向农村大量投入建设资金等方式开展了新农村建设，试图扭转农村发展局面。国家在向农村投入大量财政力量的同时，近年来也通过出台鼓励农民工返乡创业等政策试图为农村发展吸引足够的劳动力。另外，随着在城市工作和生活的日益艰难，以及家乡城镇化程度的提升，大量农民工选择从大城市回到自己的家乡，“回乡潮”成为社会各界关注的一个焦点（白南生、何宇鹏，2002）。无论因何种原因返回家乡，在城市饱经现代化进程洗礼的回流农民工，都可能成为新农村建设的重要力量，他们一部分人仍然投身于农业生产，而另一部分人则利用城市务工所积累的劳动技能或物质资本，投身于非农行业或创业之中。更为重要的是，经受城市化洗礼的回流劳动力可能有着较为现代的思想观念，从而成为农村现代化进程的生力军。在此背景下，本章将结合中国劳动力动态调查数据（CLDS）2014年及2016年的个体和村庄数据，相对系统地考察农村回流劳动力的个体特征等基本情况，同时重点分析外出务工经历对农村回流劳动力的职业选择、社区参与意愿以及思想观念的现代性等方面的影响。

近年来，随着改革开放的不断深入，我国城市化进程日益加速，一个明显的标志是大中城市的数量以及城市人口规模不断上升。城市化在不断深入以及扩张的同时，也带来了诸多问题，如很多大城市的“造城运动”带来的土地和能源供应紧张、交通拥挤、犯罪增加、环境恶化及失业率上升等问题，使如何引导城市化健康、合理、平稳发展成为政府及学界关注的焦点。针对这些问题，十八大以来，我国明确提出了“新型城镇化”的发展方向，即“坚持走中国特色新型城镇化道路，推进以人为核心的城镇化，推动大中小城市和小城镇协调发展、产业和城镇融合发展，促进城镇化和新农村建设协调推进。优化城市空间结构和管理格局，增强城市综合承载能力”。这意味着在今后的发展中，不仅要着力推动城市以及小城镇的发展，新型农村社区的建设同样是我国“新型城镇化”发展规划中非常重要的一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