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深入分析乡村制度的设计与运行模式的变迁及更替的深层次因素时发现，治理主体自身的关系对乡村治理的状况和进程起着非常大的影响作用，进而导致在乡村治理的实践过程中，治理主体间的关系脱离制度安排，发生较大的扭曲和变形，与制度的设想产生了距离。乡村社会治理主体的构成是以有序互补的方式组成，其中独立单元的每个主体如果过分地扩大个体的权力，而无视其他主体的存在，都会造成治理主体间关系的变形。矫正乡村治理主体关系变形的路径主要分三个层次，从上看是乡镇需要体制性的行政放权，赋权于民；中间则需要依法治村，完善村民自治制度；从下看需要培育和发展农村现代社会组织，增强农民的话语权。

城乡一体化是城市化发展的一个新阶段，是随着生产力的发展而促进城乡居民生产方式、生活方式和居住方式变化的过程。改变长期形成的城乡二元经济结构，不仅是发展思路和增长方式的转变，也涉及各种关系的调整，如调整乡村治理模式、促进农民组织化发展已经成为当前调整农村关系、推动城乡一体化发展的一个重要途径。乡村治理与农民组织化。农村治理模式是指国家对农村社会的控制方式，它表现为国家自上而下对农村社会的管理幅度、管理强度和管理绩效。农村社会通常是指县级政权管辖之下的乡村社会，农村治理也主要指县乡政权对农村社会的管理。治理与统治区别在于：第一，治理的主体并非一定是政府机关，而统治的主体必须是政府；第二，政府统治权力是自上而下的，而治理则是上下互动的。也就是说，治理理论不再将政府作为公共权力的唯一行为主体，而是将各种民间的非政府组织都纳入公共管理主体范围内，并赋予这些组织以广阔的活动空间，通过互动、合作，协助政府实现公共管理目标。将治理理论应用到农村社会中即为乡村治理（郁大海，2008）。一般来说，乡村治理是指以乡村政府为基础的国家机构和乡村其他权威机构给乡村社会提供公共服务的活动。乡村政府或乡村其他权威机构构成了乡村治理的主体。在乡村治理活动中，治理主体的产生方式、组织机构、治理资源的整合以及它和乡村社会的基本关系，构成了乡村治理机制。乡村治理的过程其实就是动员乡村一切力量进行管理和建设的过程（党国英，2008）。所谓“农民组织化”，是指农民为了更好地实现、保护和促进自身的经济利益和提高自己的社会政治地位而联合起来形成各种经济、政治及社会组织的行动和过程。农民组织化的内涵至少应包括两个层面的内容：其一是指农民在生产经营过程中分工和协作的程度，它体现了农民与农民、农民与其他经济主体之间的经济关系；其二是指农民作为社会劳动者和集体经济主人的社会化组织水平，它反映着农民的社会地位和政治权力（郝卫红，2008）。农民组织化是实现乡村治理的一种方式和途径，与一个国家政权建设紧密相连。20世纪80年代中期以来，乡镇政府改革一直是农村改革的重点。国内学者对政府运行与经济社会变迁相适应、乡镇政府职能转变等问题进行了研究。20世纪90年代以来，农村建设和乡镇政府职能研究伴随政府机构改革再次兴起，代表性观点主要有：一是以李昌平、李凡等学者为代表的主张撤销乡镇政府，实行乡镇自治；二是以徐勇、贺雪峰和项继权等学者为代表的主张“县政乡派村治”，乡镇政府作为县级政府的派出机构；三是以赵树凯、温铁军、党国英等学者为代表的主张在乡镇撤并基础上进一步精简机构；四是还有的学者主张基于乡镇差异性实行分散化治理。这些研究或从政府财政角度，或从民主政治方面，或从国家层面对乡村治理和基层政府职能等问题进行了讨论，本文是在城乡一体化背景下研究乡村治理与农民组织化问题。

本文以访谈实录的形式，通过对个案访谈的分析，介绍了农村留守儿童的生活教育状况、与父母隔代亲人的关系、对城市生活的态度以及心理状况等等。

在“党—政—社”乡村治理框架下，安徽省各个村已形成村委会和村支部分管的管理模式，这一管理模式在人、财、物、权上实行两条线，必然造成安徽省本来就基础薄弱的农村在各种资源上的分散，难以集中力量发展农村各项事业。推行村支部书记和村主任“一肩挑”或是“两委”班子交叉任职就是通过调整基层组织的管理模式来优化组织力量，集中资源谋发展。本文尝试将制度建设摆在突出位置以防控这一管理模式带来的风险，严把党员队伍建设的制度关，协调好党的领导与村民自治的关系；规范基层组织的各项管理制度，对村干部实施有效的廉政监管；建立农村基层组织间的联动机制，发展好集体经济，为民主政治建设奠定经济基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