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从历史角度考察了新中国成立以来中央地方关系的变化，重点分析了改革开放后财政包干制、分税制所形塑的中央地方关系对地方政府行为的影响的变化。这种变化使得地方政府由“大办企业”转向“经营土地”和“经营城市”，经济增长一直在地方竞争下保持着较高的速度。但是，以新型城市化为主要模式的地方竞争逐渐独立于中央的宏观调控，中央地方关系正在走出“收权—放权”的摇摆模式。分税制以来的财政集权在一系列因素的作用下，导致了地方政府逐步发展为独立的利益主体，中央地方关系在一定程度上面临失控的危险，这是分税制改革的意外后果。

税费改革的意义重大而深远，是中国历史上前所未有的重大变革。但这种改革要做到善始善终，关键是规范地方政府间关系和基层政府行为，但这并非设计一种滴水不漏的制度就能够实现。重要的是这种制度要为基层政府留出一定的灵活财力和活动空间，让基层政权自主、积极地运转，在此基础上，制度规定于前，监管跟踪于后，才能够摆脱“一收就死、一放就乱”的治理怪圈，实现农村社会的稳定和繁荣。

本文通过细绎费孝通先生的作品，追踪他在学术研究和学术反思上的心路历程，归纳出其晚年思想的转向并试图讨论和分析这种转向的深层原因。一个明显的结论是，作为一名强调田野调查和受到西方社会科学训练的社会学家，费先生 的文化转向并不是一个“文化”现象，与中国近百年历史上众多早年崇尚革命与维新、晚年转向保守与传统的学者很不相同。费先生的学术成就在中国社会学界和人类学界首屈一指，无论是其早年对中国社会的深刻洞察，还是晚年对文化自 觉的远见卓识，都代表了这两个学科过去百年来在中国的最高成就。正因如此，费先生本人的学术实践和反思道路远远超出了个人范围，对中国社会学乃至社会科学都具有重要的启示。

地方政府的区域竞争推动了中国经济的迅速增长，其中的作用机制有待发掘。地方政府行为受中央与地方关系的影响，尤其受分税制以来财税体制改革的影响。分税制集中财权使地方政府逐渐走向以土地征用、开发和出让为主的发展模式，从而形成了土地财政；利用省级的年度数据验证了两者之间的密切关系。无论如何评价以土地财政为代表的发展模式，与财政包干制相比，分税制都是一个理性化的制度变革，其建立了中央与地方之间关系的稳定互动框架，而以土地为中心的城市扩张模式是这次改革的意外后果。

学界对中西部农民打工群体的研究，在主题上较关注他们在东部大城市的生存处境以及社会融入的诸种困难，指出他们是一批难以在大城市生根落地的“半城市化”人口。本文侧重关注的则是东西部打工农民与他们家乡城镇化的关系，并且十分强调将打工者的个人行为置于家庭的框架内予以考察。根据在内蒙古自治区赤峰市诸村的实地调研，我们发现，一方面，城镇化打散了农村家庭原有的聚合状态，使其家庭成员在空间上的分工呈现高度的分散性，这体现了市场经济对劳动力在地域之间要实现高效分配的强大逻辑；但是另一方面，这种市场经济的逻辑又深深地镶嵌在打工家庭成员之间浓厚的血缘伦理关系之中。因此，他们得以在中西部家乡的城市“返乡落地”。

本文介绍政府行为和中央—地方关系并不是社会学的主要研究议题。之所以近年来社会学这个方面的研究越来越多，可能主要是出于两个方面的原因。一个是当前中国社会转型的形势发生了很大的变化，另一个是社会学作为一门学科，正在尝试新的探索。这种变化体现出了社会学作为一门与社会现实和实践联系紧密的学科，无论是在其研究内容还是研究方法上都在不断的调整之中。

本文对《看见动物：数字社会中动物与人类的共生》一文做出评价，并提出相应的改进意见。该文将这种民族志叙述放在了西方与动物社会学及其论点有关的背景中进行讨论，始终保持着一种开阔、开放的视野。对该论文的意见和建议主要集中在以下两个方面。首先，论文虽然使用的是民族志方法，但是其资料来源主要局限于与护鸟人的为时不长的访谈，文章对救助站的形象、历史以及鸟类的情况都缺乏详细的描述；其次，论文对护鸟人的呈现仍然不够深入，论文应该呈现更多的细节和讨论以展示护鸟人如何由越来越能“看见”鸟而产生的情感和态度变化。

《“过程-事件分析”方法作为乡村研究路径的回顾与反思——兼谈费孝通“将心比心”的方法》试图将过程-事件分析、华中乡土派分析、费老晚年的方法论讨论与林耀华在《金翼》中的分析方法等串联在一起讨论，指出这些方法背后的一些共同特征，对于我们深入理解个案研究方法或者作为一种类型的乡村研究路径是有意义的。但是文章需要改进之处颇多。例如，文章讨论的核心问题是一种不同于结构制度分析的案例研究方法，但是在讨论过程中又掺杂了对于案例代表性、伦理性等定性研究方法论经典问题讨论，逻辑比较杂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