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从社会性别视角分析中国妇女参政的相关法律政策规定，总结中国的经验和做法，并与联合国和世界其他国家相关举措进行比较，探讨解决重点难点议题的路径和方法。本文主张以加大已有积极措施的“倾斜度”为重点，纠正以往制约妇女参政的退休政策，将优化妇女参政法律环境的举措纳入十八大报告提出的政治建设的主流。

回顾过去5年，中国促进性别平等与妇女发展取得积极进展。推进性别平等的顶层政策设计明显加强，党的施政纲领强调坚持男女平等基本国策，国家的发展规划中列入促进妇女全面发展的目标任务，新10年的中国妇女发展纲要颁布实施；全国妇联带领各级妇联组织积极建设“坚强阵地”和“温暖之家”，通过加强源头参与和基层服务使广大妇女群众得实惠、普受惠、长受惠，以更加积极主动的态度回应党和政府的新要求及妇女群众的新期待；各类妇女社会组织借加强社会管理和服务之势迅速发展，为不同妇女群体的生存发展提供多样化服务；涉及性别平等与妇女发展的难点、热点问题得到社会各界的广泛关注，从基层民主自治的女性参与，到高层女性人才成长的多方推动，从公共厕所、地铁等设施的建设和管理，到高校录取、就业招聘、退休年龄等方面的规则和程序，如何保障性别平等成为公众普遍关心的社会问题。与此同时，我们也看到，伴随着中国发展过程中的困难和挑战，性别平等与妇女发展也呈现出日益多元和复杂的态势，所面临的诸多挑战需要在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过程中得到充分重视和切实解决。

本文指出，从20世纪90年代妇女在村民委员会的参与和代表议题的边缘化，经21世纪初期妇女比例低的问题凸现出来，在今天成为村民自治中的重要议题，妇女参与村民自治已成为政府、妇联、新兴非政府妇女组织等社会力量共同促进性别平等的重要行动。本文认为，尽管1995年以来促进妇女参与村民自治工作取得了很大发展，但是从全国看，无论是妇女数量比例、职务分工，还是女村官经济待遇等诸多方面，妇女仍处于弱势地位，在村民自治中促进性别平等的任务仍十分艰巨。

本文讨论了妇女组织在村民自治领域政策倡导的行动、成果和特点，提出妇女组织的主体性和能动性表现在对相关政策话语的塑造，主要是提出妇女参政面临的问题、提供分析框架和对策。在将性别平等纳入村民自治的过程中，各级妇联和新兴的妇女组织在政策倡导上具有不同的特色。不同类型妇女组织与决策部门的联合，体现了体制内外在促进农村妇女参政方面的联盟与合作。

全球化过程以各种复杂的方式重构着不平等。本文挑战了现存的全球化范式，提出了能够解决包括社会性别在内的多重的、复杂的不平等的新范式。社会性别制度相互竞争的各种形式，正在被多重的全球化过程所重构。利用复杂性理论，可以发展全球化的理论和多重的社会性别机制。

在一个全球化的世界，女人和男人并不是可以简单加以比较的同质性类别，他们之间有国家忠诚、社会阶级地位、种族族群身份以及性别的区分。每个个体拥有不止一种地位，而且这些地位相互交叉并相互影响。当多种地位并存于弱势群体中时，这种多重弱势地位的交叉结果便产生了复杂的不平等。复杂的不平等现象是这些多重身份互相渗透的结果。女性主义学者必须能够运用多重分类法和多重身份来审视复杂不平等现象的产生原因并寻求解决之道。对交叉性和多重身份进行研究不仅能够为女性主义研究提供丰富的数据，而且也为女权主义的政治行动提供丰富的数据。多重控制、多种地位冲突以及权力变更的经验是不断变化的世界观和政治议程的重要来源。多元且多重交叉的观察视角不仅是知识的来源，而且也是有效的跨国女权主义政治行动的来源。

移民和散居人口的学术研究越来越多地关注同时参与祖国和目的国的问题，因为人们发现自己既没有被目的国也没有被祖国充分同化。最近关于取代移入/移出概念（意味着脱离祖国和在目的国定居）以及散居概念（强调从自己的祖国迁出）的运动，已经导致了跨国主义概念的传播。跨国主义不仅仅是描述古老现象的一个新词，它强调的是通过在其他国家定居而引起的国家形成的动态过程，对祖国和目的国都不赋予特别的含义，把时空打碎形成一个单一的社会领域。本文的观点是祖国和目的国之间的联系是移民现象的固有方面。种族、阶层和社会性别与移民条件互相影响，并且在移民后来建立的社会关系网中扮演着重要角色，而且往往能产生复杂的“想象的共同体”。这一共同体的形成通常伴随着不同的、冲突的原则。有时候，这些“想象的共同体”符合跨国主义的根本意义，即超越与某一特定的出生地或种族群体、国家集团紧密相连的忠诚。

移民研究在过去20年间发生了彻底转变。大部分学者现在都承认：许多当代移民及其子女在融入定居国家的同时，仍然维持着与祖国的多重联系。民族国家的政治和文化的特征依旧显著。但与此同时，社会生活跨边界发生的情形也越来越多。跨国研究已经出现，它本身就是个跨学科领域，来自世界各地的学者参与其中，试图描述和分析跨国迁移的动态，并为之创造新的方法论工具。本文概括了这些跨国的视角，并试图阐明移民经历的一些方面。当我们将一切社会经验都想当然地放进民族国家这个看似合理的“大容器”里时，移民经历的这些方面就被掩盖了。最后，文章说明跨国迁移是如何改变社会性别关系的，这种改变在社会经历的各个层次上都已发生。其中，迁移可以理解为一个发生在多层次的、多地点的、跨国社会场域内的现象。作者用在多个国家环境中获取的第一手实证研究来支持自己的论点。

交叉理论的概念已经从它的诞生地——美国传播至全球。全球范围内对这个概念的采纳并没有充分注意到交叉分析中差异的重要性，而且经常将该理论简单地翻译为“种族、阶级、性别”。本文对两种重要的交叉理论模型——定位模型和动态模型进行了分析比较，并以德国和美国对性别平等的不同解读揭示在这两个国家中，国家关于种族和阶级不平等的制度性话语如何有助于对性别政治的思考。作者认为，将动态交叉分析延续到中国，对中国独特的理论阐释体系的发展具有很大的价值和意义。

本文提供了在世界不同地区，如亚洲、非洲、拉丁美洲、加勒比地区以及欧洲，对性别不平等现象进行社会科学研究的比较研究视角，分析了哪些关于性别不平等的议题以及研究成果反映了一个国家独特的政治、经济和社会机制，哪些议题和研究反映的是更带有普遍性的地区机制，同时，还揭示了关于性别不平等现象的研究同国家层面以及同跨国女权主义运动之间的互动关系。一方面，全球和国家层面的女权主义运动为女性主义研究的发展提供了动力；同时，女性主义研究为女权主义活动家解决重要的地区性和跨国性妇女议题提供了基础。此外，全球南北方知识的互惠共享是基础。因此，要推动人才的跨国流动交流，为扎根于本土的妇女和社会性别研究提供全球性的知识和信息（反之亦然），在不同国家的组织者和研究者间建立起联系，以打破各种不同形式的父权结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