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提出中国核电风险的社会建构是关于风险及现代性的议题，面对我国大众对核风险广泛担忧的现状，应开展及深入研究，并提出中国大力发展核电时期面临的挑战及困境。

本文从社会科学领域不同学科视角介绍了学者关于核风险相关的思考，并集中讨论了科学知识社会学中关于风险社会建构的讨论，展示了生活在核电站周围的民众状况。具体到中国，分析了关于中国核风险社会建构的研究旨在回答什么问题，总结了来自“差序格局”的启发。最后对《中国核电风险的社会建构》一书中使用到的方法论进行了讨论及反思。

国的核电项目自20世纪70年代末期开始论证算起，已经经历了30余年的发展。现在国内有正在运行的核电机组7个，核反应堆13座，总装机容量为1122.8万千瓦，约占我国发电总量的2%。根据我国节能减排、发展低碳能源的战略指导，积极发展核电成为“十二五”期间的重大战略选择。中国工程院院士指出：“到2050年，核能将可以提供15%以上的一次性能源，核电将成为我国未来的主要能源之一。”（卫广钢，2011）根据国家发展和改革委员会的《可再生能源中长期发展规划》提供的数据，到2020年我国核电装机总量将达到0.6亿千瓦，那么就是在现有核电机组的基础上再增加将近5倍。

广东作为全国首个大型商用核电项目——大亚湾核电项目的所在地，在我国核电发展过程中一直是个具有突出性和代表性的省份。首先，广东省能源禀赋相对较差，而经济飞速发展的珠三角地区对于能源的需求却逐年递增。广东省能源自给率低，长期以来全省一次性能源消费的80%以上依靠外省调入和进口。虽然省内的水力资源较为丰富，但是开发率已经超过85%，因此广东成为全国核电发电量最高的省份，同时也是未来在节能减排的政策背景下较为依赖核电的省份之一。其次，广东处于沿海地区，适合沿海核电项目的建设。同时省内各大江（东江、西江、北江、韩江等）也满足修建内陆核电站的水量要求。因此在我国未来的核电发展战略中，广东省处于重要战略地位。广东毗邻港澳台，受到国际环保思潮的影响，加之经济发展状况较好，因此居民有较强的公民维权意识。因此，韩江上游拟建内陆核电站的新闻报道一经刊出就引发了人大代表的质疑。

笔者于2007年5月底前往大埔县进行田野调查的时候带着这样的疑问：有多少当地人听说过核电站项目？他们知道核电站是什么吗？他们中到底有多少人想过与核电站的环境风险有关的事？贝克在风险社会理论的讨论中指出，人们通过一个自反性的过程理解高科技产品（例如核能）的风险：高科技产品发展初期，人们相信科学技术，支持其发展；在灾难性事件发生后，人们开始自反地意识到科学技术发展可能带来的严重后果（Beck，1992）。吉登斯同样讨论了在科学技术发展过程中信任发生变化的过程。他认为在所谓的“初级现代化”社会中，人们对科学技术抱一种习惯性的不加验证的信心，然而在当代社会，或者说“后现代”社会中，人们意识到科学技术的不确定性，因此变得积极主动地选择如何投放他们的信任（Giddens，1990）。2007年的大埔县与吉登斯所描述的“初级现代化”社会有一定的相似性。同时，我在大埔县也有与温在“牧羊人”案例中相似的田野发现：当地人表现出对科学技术的信任、他们的无知与对政府和相关机构的依赖。但与温的案例所不同的是，第一，大埔县的居民（及村民）面对的是一个潜在的核电项目，他们并没有真实面对核电站的风险。因此相比较于温的案例，大埔人并没有积极讨论这个核电项目。对于村民来说，他们有可能要为核电项目搬迁，所以他们更爱讨论搬迁所涉及的利益问题，而不是核电站会带来什么潜在环境健康风险。第二，在温的案例中，“牧羊人”的无知并不表现在对于自己所受到的核辐射影响没有认识，而体现在不知道自己对核辐射对当地的水源和土壤所造成影响的认识是一种有价值的知识。在大埔县，对科学技术表示信任的一部分人的信任带有很强烈的积极意义。而人们表现出来的无知也带有对自身身份与科学技术（专家、机构）之间关系的建构。

人大代表作为唯一对韩江上游内陆核电站项目正式提出质疑并找到有效途径表达质疑的团体，成为本章主要讨论的群体。除了人大代表之外，媒体和网络社会也在一定程度上参与了核电项目的讨论。有关媒体和网络社会的内容将在第七章详细讨论。在国外的文献中，当讨论到公众对核电事务的参与时，总是不可避免地谈到民间环境保护组织、利益相关者团体、地方团体（Local Community）、普通民众以及他们的反对言论和活动。雷恩认为在治理的框架下更加强调利益相关者和公众团体参与到风险定义和处理的过程中来（Renn，2008）。然而在韩江拟建内陆核电站的案例中，地方人大代表站出来，成为参与的中坚力量。这显示了公众参与核电事务在核电风险治理中的中国特色。人大代表既是普通民众的代表，又是地方团体，同时也是利益相关者。这符合摩尔等在中国环境治理的研究中所讨论的中国环境治理的第一步是进行“政治变迁”（Mol & Carter，2006）。人大代表对与环境相关的民生问题的参与体现了一种政治体制内的变迁。这种变迁加强了人大代表代表人民参与民生和环境问题的政策制定的权力。在第三章、第四章中，讨论了一些观察到的现象，这些现象都显示了权力与风险定义和建构的相关性。本章将通过机构间的相互关系深入讨论政治决策过程中的结构性参与。在自下而上的层面上，个人如何有能力定义核能的风险，并使他们的定义被他人所接受？个人定义风险的能力是由他的社会地位以及他的工作机构所决定的。地方人大（代表）在代表人民表达民生问题上日益增加的权力使他们能够要求召开咨询会并且在咨询会上指出核电项目潜在的环境风险。然而，作为一个体制内组织，地方人大同时与地方政府和地方党组织之间存在着复杂的联系及合作关系。地方人大代表在事件运作（代表人民）的过程中面临着许多局限性和困难。他们需要获得地方政府的支持才能获得更多的权力和资源参与到决策过程中。从中国现有的几种公共议程的参与模式来看，人大代表的参与并不属于公共参与模式，而属于一种体制内参与模式。

为了解福岛核危机后我国大众对核风险的认知和建构的变化情况，笔者在2011年7月至2012年7月共设计了两个单元的调查。第一个单元的调查是2011年8～9月对2007年和2008年在梅州大埔县调查过的县城居民和A、B、C 3个村的村民进行回访，从而比对当地人对核风险的看法。第二个单元的调查是2012年7月对大亚湾核电站附近的深圳大鹏居民进行调查，了解他们对于自己住在核电站周边所面临的风险的看法。

从欧美国家的经验来看，媒体一直以来在大众风险认知和建构中扮演着重要的角色。贝克在他的自反性现代化理论中指出：媒体对风险事件的塑造，使得中产阶级获得了参与风险争论的文化资本和技巧，因而促使亚政治形成（Beck，1992）。而杨国斌则指出中国传媒的尴尬地位：需要服务与服从于党、国家和市场三方面的需要（Yang，2005）。从建构主义的角度来看，风险信息交流是一个不断建构的过程，读者根据自己的知识储备来解读媒体对风险的报道，并用于日常的谈资和论述。从我国大众在福岛核危机前后对核风险的认知和建构的情况来看，传统媒体的报道的确引发了大众对核事务的关注。而以网络为代表的新媒体的发展为风险的认知和建构提供了必要的公共领域（Public Sphere）。大众在认知的基础上建构核风险需要一个言论自由的、独立于政治体制之外、不受官方干预的公共领域。网络社会以其公开性、透明性及匿名性成为大众表达对核电风险看法的绝佳渠道。同时，网络社会还在反核活动中起到了社会动员的作用。例如，在“银滩无核”网络反核运动和“江门事件”中网络平台都起到了相当重要的动员作用。以网络作为平台开展的反核活动引发媒体的宣传和报道，从媒体宣传中获得反核信息的更广泛的大众又回到网络平台上发表自己对于核风险的看法和对于反核活动的评论。在这样的基础上我国的媒体与网络平台开始逐步形成核风险建构的联动机制。

总结往往是最令人兴奋的时刻，也是最难的时刻。西方已有的关于现代化、风险和科学技术与社会之间的关系的研究和理论框架给了我很多思想上的启发，同时也让我面临着理论与现实之间之差距的折磨与反思。20世纪七八十年代是科学技术与现代化发展的社会问题在西方社会集中突出爆发的时代。在这样的背景下，大量的关于科学技术与自然环境和社会的研究应运而生，并成为当代社会研究的重要组成部分。科学技术及其风险真的会成为统治社会的力量吗？大量的研究者已此为出发点开始研究。就像当年马克思把阶级分化作为讨论资本主义社会的矛盾的核心一样，贝克提出把风险作为讨论现代化之后社会矛盾的核心。我受到这样有革命性精神的理论的启发，却在深入的研究和现实的案例中看到了被贝克认为是风险社会理论之魂的“科学知识”背后复杂的权力与阶级关系卷入。我们确实在传统的基础上越走越远，但我们无法割裂与传统之间千丝万缕的联系。科学是现代社会发展的最重要的工具和手段，但它没有让现代社会走进一个更民主、更公平、更具有反思性的新纪元。中国社会正面临着一日千里的发展。在工业发展、能源需求、环境保护、节能减排、气候变化这一系列的矛盾之下，核电在攻克了技术难关后，确实展现了其高效能、低碳排放、长期经济效益佳等优越特征。2013年9月16日在维也纳召开的国际原子能机构大会上中国代表团团长、中国原子能机构主任马新瑞发言指出：“中国政府支持核能发展政策的信心从未动摇。”既然国家在未来的发展中需要依靠核能发电，那么就必须避免在核能项目上与PX项目类似的“逢上必反”的尴尬局面。因此本书在最后部分除了做理论层面上的反思和总结外，还会在政策制定方面给出一定的政策建议以破解核电发展的困局。

党的十九大报告指出，要发挥社会组织作用，实现政府治理和社会调节、居民自治良性互动。社会工作服务是社会治理的重要部分，对加强以保障和改善民生为重点的社会建设具有重要意义。本报告主要以广州社会工作与公益慈善之间的联结性为切入点，总结出在政策引导的过程中社会工作与公益慈善之间具有相辅相成的关系，而且这种关系随着时间的推移日益紧密。在“精准扶贫+社会工作”的大环境下，“党政引导、协同推进，以人为本、精准服务，东西协作、广泛参与，群众主体、助人自助”的总体原则，有助于推动和指导广州市社会工作的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