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早期工业化国家的济贫法开始，经过几百年的发展，现代社会保障制度已经成长为具有经济福利性的国民生活保障体系，成为一个国家社会经济制度的重要组成部分。从社会变迁的角度看，工业革命和资本主义的发展将社会成员置于市场化的经济活动当中，传统的赈灾、救济等措施难以应对日益复杂的社会现实，作为个体的社会成员乃至家庭抵御风险的能力受到挑战，年老、疾病、伤残、贫困等问题不再局限于个人范围。通过制度化的社会保障解决公众所面对的社会风险，促进人类福祉，开始作为基本的社会议题进入公共领域。

人们对于权利的认识从以人性论为基础的自然权利观发展到更为全面的经济、政治、社会权利观，权利成为人类表达社会公正理想的有效方式，社会福利从人道主义的“施舍救济”提升为“人人普享”的社会权利。

社会保障作为国家面向全体国民、依法实施的具有经济福利性的各项保障措施的统称，是用经济手段解决社会问题进而实现特定政治目标的重大制度安排，是维护社会公平、促进人民福祉和实现国民共享发展成果的基本制度保障。我国社会保障制度奠基于计划经济时期，其间经历了与计划经济体制相适应的“国家负责、单位（集体）包办、板块结合、全面保障、封闭行”，以及其后的社会化改革阶段，起到了维系社会稳定、促进改革顺利推进的重要作用，是我国经济社会整体变革中的一项伟大实践，在不断发展变化过程中形成了具有不同时代特色的阶段性特征。这些特征的惯性演进不仅造就了社会保障制度的现状，也将在一定程度上影响未来社会保障制度的改革进程。

我国社会保障制度在渐进发展的进程中初步形成了适应经济社会结构变化的制度体系，实现了观念转变和制度转型，初步完成了制度层面的全覆盖，正在进入“制度优化”的新阶段。但通过前文的分析可以看出，“福利身份化”问题在社会保障制度改革进程中并没有得到有效解决，反而由于制度惯性、理念冲突等被进一步固化。

我国的社会保障制度属于高度依赖于“职业身份”的类法团主义模式，具有职业身份的群体所获得的独立于市场的地位要显著高于城乡居民，社会权利的实现呈现与工作高度相关的状态。这种以“职业身份”为基础的福利制度不仅强化了初次分配形成的社会分层，而且制约了社会权利的实现。面对我国社会保障制度中存在的问题，我们需要思考的是，如何使社会权利能够满足社会成员的合理需求，同时修正社会分层所带来的不平等，也就是需要解决“良性社会的构成要素是什么”以及“在这种社会的形成过程中，福利将担任什么样的角色”等问题。对于这些问题，不同的福利视角展现出对福利与人性、行动与动机之间关系的不同理解，由此衍生出不同的福利政策。

如果我们肯定经济社会发展的最终目的是人的全面发展，赞同人的全面发展实际上是指人在享有自由、平等、尊严的条件下快乐地创造与生活，而这种生活又只有在一个公平、共享、和谐、安全而有保障的社会里才能真正实现，那么我们便没有任何理由怀疑，迈向福利化是人类社会发展的客观要求和必然趋势，是人类追求的理想目标。人类社会迄今为止的发展实践已经证明，自由与发展是个人追求的最高境界，国民福利则是个人自由与发展的前提和基石。

本书的出发点始于理论追求和道德理想。所谓理论追求，在社会保障领域一直存在重实务轻理论的倾向，这始终令笔者耿耿于怀，为摆脱实证主义影响下的片面实务倾向，本书将社会保障问题置于权利理论框架下进行考察。所谓道德理想，在社会保障领域谈论价值中立原则似乎显得不合时宜，对弱者的悲悯是社会保障理论和实践能够成立的原因，也是一个社会成熟的标志。然而或许正如社会科学的实质：始于迷惘，终于更进一步的迷惘，社会科学的多样性使得一个问题的解决总是伴随新问题的出现，比如实践的可操作性，以及价值取向的合理性，等等。不足和遗憾之处颇多，恳请同道不吝赐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