群体性抗争事件的现有研究主要从资源动员、政治结构与机会、策略框架等角度研究抗争的过程、结果及影响。对于政府相关政策文件在处理群体性抗争事件过程中的主导作用却鲜有研究，本文以相关政策文本为基础，分析政府处理群体性抗争事件政策的基本特征，解释其政策设计的基本逻辑，并结合乌坎事件对其进行验证性分析。研究发现：政策目标、目标人群建构、规则框架、政策工具设计、执行机构等政策要素的设计过程中，都存在明显的有效性内在假设。一旦部分假设条件不成立，就易出现“政策失灵”现象，乌坎事件平息前的处理过程恰好验证了这样的分析框架。最后，提出政策设计应该区分不同事件中抗争主体的方案完整度、组织化程度、冲突程度、信息可达程度、抗争对象的态度反应等因素，实行基于过程的动态管理。同时，在差异化的具体情境中，重视社会建构的政策设计要素，适当采用开放互动式的政策设计模式，吸纳抗争主体参与政策设计，满足公民的知情权以及决策参与权。

伴随着经济发展、人口迁移以及政策法规的推进，美国在20世纪后半叶渐渐成为世界第一教育大国。弗兰克·麦考特（Frank McCourt）结合自身的教育经历、生活体验以及对于美国教育政策的理解，采用生动形象的话语深刻揭示了美国教育政策中存在的诸多问题，例如，教育资源分配不均、少数族裔教育机会少、学校教师社会地位有限、教育师资难以持续发展等。同时，作为教师的弗兰克深刻地思考了教师职业群体的“教师道德”的问题。因此，弗兰克不仅从“他者”视角，描绘了美国30年的教育政策演变过程和个体的生命体验，而且展现了美国教育制度背后的教育理念和政策逻辑。这将有助于我们进一步了解美国教育制度及其教育理念的变化，为我国教育体制的改革及发展提供参考和借鉴。

公民文化研究开了政治文化对于民主政治稳定作用研究的先河。政治文化的概念界定、解释框架以及实证研究也在不断发展。公民文化研究作为研究民主政治的一种路径，已经逐渐从原先的宏观视角向微观视角转变，即关注公民个体如何获得参与的意识、能力，如何在有限的结构下进行策略表达。本文首先回顾了政治文化的基本概念和解释框架，着重强调了公民自组织的日常参与和政治实践对于普通个体的意义。日常自组织的参与是培养积极公民身份并进行结构化参与的社会基础，这些日常参与形式、机会和结构的差异如何影响公民的创造性参与，又形成了哪些基本策略，都是值得经验研究进一步关注的。

随着“儿童友好型城市”的建设逐渐成为国际城市发展的主流趋势之一，了解儿童的想法、让儿童最大限度地参与其中，是创造儿童友好型城市环境的关键。作为现代社会治理中的重要组成部分，非营利组织也在儿童公共参与领域开始了服务和实践创新。其中，由A社工服务中心组成的“社区营造项目组”在G省X社区开展的系列实践突破了重重困境，是一个创新的案例。本文致力于通过深描案例，揭示非营利组织如何创造性地推动儿童参与，解决社区参与中遇到的种种难题，从而助力儿童友好型城市建设的进程，探索城市社区公共空间推动儿童公共参与的可能路径。

“占领华尔街”运动的爆发，主要原因是美国金融危机引发了经济、社会和政治危机的全面爆发，造成了社会严重的不平等。但美国独特的公民文化和民情，使得其发展逻辑脱离了暴力，而以“和平”、“理性”的方式推进；同时，新新媒介的发展改变了公民参与运动的组织和话语表达方式，使得抗争过程中出现诸多“公共艺术”行为，借助“Occupy”这一政治语言的符号力量，造成了全球共鸣，取得了以文化干预现实社会的效果。因而，包括口号、图片、海报、音视频在内的抗争性政治语言的国际化和全球共享，成为一个新的现象和趋势化问题。本文以后工业化理论和公民文化理论作为理论分析路径，勾勒“占领华尔街”运动发展变化的基本逻辑，并进一步探讨运动爆发和全球演变的深层原因以及其后续影响。

本文追溯了20世纪60年代以来，在公共治理领域，集体行动研究的理论范式演进和思想发展。集体行动研究，主要讨论集体行动困境怎样发生、为什么发生，以及如何克服集体行动困境等问题。在公共治理领域，集体行动研究的理论范式演进，可归纳为新制度主义、赋权学派和以社区为基础的自然资源管理等泾渭分明的三大基本流派，国内学者多利用新制度主义学派的理论框架进行分析和研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