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历了40年法治化进程的推进，我国已经建立了相对完备的法律体制和法律运作机制，人们的法制观念也得到了极大增强。但是在维护社会秩序和调解纠纷的实践中，普通民众和学者们越来越感到法律的无力，甚至发现社会治理中出现了某种困境。我们也并没有从现代法治中看到一个更加平和的社会，反之，不断增多和加剧的民间纠纷、冲突事件出现在我们的日常生活中。

本文详细介绍了所选案例的情况，以及笔者收集案例的方法和过程。透过监狱景观的描述和田野点的介绍，呈现女犯们“现实的”和“曾经的”生活场景。在女犯的刑事判决书上，寥寥数笔的犯罪动机记录掩藏了一个真实生活场景中的纠纷过程和双方当事人的互动，而这正是笔者试图通过与女犯的交谈和田野调查所想获悉的。

本文将纠纷放置回日常的生活世界，通过女犯口述和田野观察，呈现女犯曾经真实生动的生活世界。小小的宅院和村落的街道几乎是她们全部的活动空间，在这个空间里交织着亲缘与地缘的初级关系，不可回避的生活场域既固化了她们的日常生活，也固化了发生在这里的纠纷。

本文着重分析了村民在日常生活中的行动逻辑，以及他们对问题和矛盾的主体建构。乡土社会有其特有的传统文化和习俗，在人们日常的互动中形成了彼此的相互理解。笔者分析了至亲、堂亲、亲戚和邻里四类关系在村民日常交往中的差别和行为期待，以及对纠纷生成的影响。另外，笔者又探讨了在村庄中人与人之间存在的“斗气”和面子争夺，通过三个典型案例的分析，探讨了纠纷公开化时，纠纷双方争辩的“理”和“理”下的失衡。

本文通过对一个完整的纠纷解决途径的分析，重现了民事纠纷转化成刑事案件的过程，探讨各种纠纷解决机制失效的原因。笔者详细地论述了在当前社会变迁的宏观背景下村庄秩序维持的基础、民间调解的效果以及现代化法治进程中面临的困境。通过对纠纷过程的回溯，我们看到了在生活世界中，这些女犯因常年无法解决的矛盾而经历的痛苦、抗争以及为纠纷的解决所做出的努力和最后“自杀式”的放弃。

本文是对整个研究的回顾与总结。支撑本研究的主要内容是来自笔者在女子监狱收集到的特殊案例，对个案的深挖旨在提炼某种概括性的结论或者发现某类问题，而不是将兴趣仅仅停留在个案本身。笔者通过对个案的概括，总结了个案特征中的共性，即贫困的生活现状、激化的生活矛盾、变动的纠纷格局以及当前民间纠纷解决机制的弱化和消退。笔者从女性主义视角出发，比较了男性和女性在纠纷过程中的经历、作用和感受的差异，弥补了传统社会科学在纠纷研究中对性别差异的忽略。另外，笔者根据D市男子监狱的调查资料，粗略地比较了同类犯罪中男犯和女犯的差异。

深圳民办非企业单位保持持续快速增长态势；提供服务收入占总收入的八成左右，民非经济贡献作用凸显；专职工作人员素质在行业内相对较高，但薪酬水平仍较低；民非服务领域多元，教育类民非占比超过五成。深圳民办非企业单位在政府购买服务等系列扶持政策中成长起来，在“三社联动”框架下参与社会治理，在社会需求的催生下朝专业化、精细化和规模化发展，在社会创新、科技创新的浪潮下逐步发展出本地特色。然而，社会服务领域信息化与资源整合度不高、自身能力建设不足、人才发展瓶颈、评估体系不完善、配套税收政策难落实等多个挑战，也制约了民非的发展。本报告建议通过拓宽资金来源、增加组织透明度和信息公开、优化社会服务评估方式、扶持社会服务专业人才队伍建设和优化税收优惠政策等措施，来提高民办非企业单位的可持续运营能力、公信力和服务效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