承认与认同是在个体或群体身份建构过程中，对建构者而言客体意识和主体意识产生作用的具体表现。客体或他者的认知及承认与主体或自我的认同相互影响、相互交织，共同推动主体的身份建构。然而，正如查尔斯·泰勒（Charles Taylor）所言：“我们的认同部分地是由他人的承认构成的；同样的，如果得不到他人的承认，或者只是得到他人扭曲的承认，也会对我们的认同构成显著的影响。所以，一个人或一个群体会遭到实实在在的伤害和歪曲，如果围绕着他们的蔑视的图像。这样是说，得不到他人的承认或只是得到扭曲的承认能够对人造成伤害，成为一种压迫形式，它能够把人囚禁在虚假的、被扭曲和被贬损的存在方式之中。”民国时期，生活在中国西南地区的云南、四川（包括当时的西康和重庆）、贵州等省的少数民族在他者（包括国内政界、学界、普通人，以及外国人）的承认过程中，就经历了被歧视、忽视、扭曲、部分正视、有意拔高等多种境遇；而其自我认同也与他者的承认相呼应，不断调适。

中国西南民族的研究历史十分悠久，成果颇丰。但是到了今天却依然按照传统的方法进行研究，与相关学科联系甚少，所以研究空间变得狭小，发展缓慢。因此中国西南民族历史的研究需要在继承的基础上有所突破，在方法论上除了历史学原有的方法之外，最有建设性意义的就是对中国西南民族进行历史人类学研究。唯此，中国西南民族历史的研究才有可能突破，取得更大的发展。

本文介绍秦汉时期的闽濮到了唐代分化为望蛮、扑子蛮、三濮，与近代南亚语系孟高棉语族的布朗、德昂、佤族等民族的先民有民族的源流关系。而三濮是与扑子蛮和望蛮有同源异流关系的民族群体。

本文以历史人类学的视角，介绍哀牢地区物产丰富，文化发达，是中印两国重要的文化通道且对东南亚傣泰民族的发展贡献巨大，此外，老挝在明清时期的中国史书和越南史书中也往往被称为哀牢，至今老挝还流传着关于佬族起源的九隆神话传说，其故事情节与古代哀牢的九隆图腾故事几乎完全一致。这里面反映的渊源关系是不能忽视的。

本文介绍南诏国是唐代的一个边疆民族政权，南诏国国王曾经接受过唐王朝的册封；南诏国国王蒙氏的族属是西南夷地区强大的乌蛮，所以国王世系也按照乌蛮的文化习俗使用父子连名制度，这是南诏国国王坚持自己民族的文化传统，与此同时南诏国国王又吸收了大量的中原汉族文化，因此绝大部分国王都有谥号、年号，这就说明南诏国文化仍然是中华民族文化的一个组成部分。

本文介绍从民族源流的角度来看，巴郡蛮、南郡蛮应该是古代的巴人与楚人的民族融合体；长沙蛮、武陵蛮与古代的三苗有民族的源流关系，但是应该也吸收了一部分没有融入华夏族的楚人；板楯蛮夷则属于氐羌系统的民族，但是因为处在秦、巴、蜀等民族的相连接地区，所以也在历史的发展过程当中吸收过相关民族的成分。因此，从民族形成的类型来看，到了东汉时期中南地区的民族基本上都属于多源合流的民族，他们当中的一部分与现代的苗族、瑶族、土家族有源流关系，而更多的群体则在历史的发展过程中与汉族发生融合，成为汉族的一部分。这些案例同时也说明汉族是一个典型的多源合流的民族，是以华夏族为中心在长期的历史发展过程中不断吸收其他民族群体而形成的世界上最大的民族。

本文介绍在《匈奴列传》中，司马迁首先简要勾勒了匈奴社会的发展历史，其次从文化的角度记述了匈奴民族的诸多文化事项，最后从汉匈民族间经济、政治互动的角度论述了汉匈关系。其中需要特别注意的是，司马迁把匈奴的社会发展放到统一多民族国家形成与发展的历史背景下来考察，提出了匈奴与汉族都是黄帝的后裔的观点。这种“华夷共祖”的思想，在今天建设中国统一多民族国家的历史进程中，其现实意义与学术价值都是巨大的。

本文介绍乌桓和鲜卑虽然出现在中国古代的历史文献中的时间比较晚，而且在多民族中国的历史发展过程中存在的时间也不长，最后都先后融入中国北方以汉族为中心的民族当中，但两个民族群体对多民族中国发展的影响是很大的。

本文通过对二十五史当中关于海外民族的记述，以及对中国历史上文化边疆的形成与发展、政治边疆变化的分析，我们得出这样一个规律：只有强大的中国才能让中华民族自立于世界民族之林，才能实现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

本文介绍中国正史中多有关于海外民族的详细记述，所以我们将以之作为研究对象，分析探讨正史中对中国古代海外民族史志撰写的主要内容、撰写特点、类型分类，并且通过各海外民族史志记述的基本事实，总结出中国古代的历史学家撰写海外民族史志的地理观、民族观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