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为中国政府体系的“神经末梢”以及农村社会的直接管理者，农村基层政府在特定的政府体制、市场环境与社会民情背景下，表现出怎样的角色特征与行为模式，一直是学界关注的焦点。

与广大中国农村悠久绵长的历史相比，南岭农场至今60多年的历史虽不长，但深刻反映了国家力量对农村社会的影响。从20世纪50年代农场的建立到80年代农场的第一次改制，再到21世纪初农场的第二次改制，南岭历史上诸多重大事件的发生都源于国家“巨手”之力。时至今日，南岭社会经济仍受到第二次改制遗留问题的影响。由此，要理解南岭危房改造项目的地方性背景，就不能忽略在国营农场体制变迁的过程中，国家力量所发挥的主导作用。本章通过梳理南岭的历史发展脉络，揭示不同时期国家力量对南岭发展路径的塑造，以及其给南岭人的生活境遇带来的变化。在此基础上，本书引出南岭的“历史”对“当下”危房改造项目实践的潜在影响，从而为下文埋下伏笔。

在市场转型背景下，地方政府扮演的“经营者”角色早已为人熟知。其中，经济发展对于政府的利益驱动自不待言。不过，“经营者”理论强调政府的利益动机以及塑造政府趋利行为的激励环境。然而，在项目制的实施背景下，基层政府除了要完成经济发展的任务之外，也面临从官僚体制自上而下渗透而来的民生任务压力以及社会民众对民生项目的诉求。所以，若是将利益分析范式直接用于研究项目制背景下的基层政府，似乎并不完全合适。本书借鉴组织分析思路予以讨论。其中，组织视角更关注“无法被还原成个人属性和动机的集结或者直接后果的超越个人的分析单位”（转引自高柏，2008），可弥补“经营者”理论将基层政府角色-行为简化为官员利益目标的缺陷。“组织场域”理论则强调组织角色深受其所嵌入的关系网络和制度环境因素的影响（斯科特、戴维斯，2011：190；Meyer & Rowan，1977），进一步引导本书深入南岭危房改造实践的地方场景，分析特定的环境压力对政府项目运作行为的影响。本章力图论证，繁重的民生任务压力以及政府财政资源的不足，使基层政府选择以市场动员策略应对；上级政府推动的经济竞赛及其对政策、资金进行的竞争性分配模式，则促使管理区将危房改造的政策资源用于推动经济发展项目，以营造上级政府认可的政绩。由此，危房改造中的南岭管理区即凸显了“公益经营者”的角色形象。

当前中央政府要求地方政府承担公共服务责任，并通过下拨民生项目的形式给予地方政府完成民生任务的动力。在此背景下，地方政府以公益名义推动经济发展的行为逻辑逐渐显现（折晓叶、陈婴婴，2011；郁建兴、高翔，2012；施芸卿，2015；朱晓阳，2011：91—97）。地方政府“以公益促发展”的行为逻辑对于民生项目的资源分配、惠及群体都有特定影响。由此，分析地方政府“以公益促发展”的具体机制和行为后果，可以从中发现项目执行效果与公益目标的张力。然而，这样的研究思路在已有文献中并不多见。学界尤为缺乏翔实的经验研究，用以揭示民生项目的运作如何背离了原初目标（黄宗智等，2014）。而且，尽管有少数研究作品涉及该议题，但它们更关注市县政府“以公益促发展”的行为逻辑（卢超，2011；折晓叶，2014），而较少注意行政级别较低的基层政府对于这一发展模式的运用，更忽略了基层政府的项目运作直接决定公益项目能否落到实处。如此，基层政府是如何借用国家项目的政策契机的？它如何操作？实践的效果怎样？存在什么问题？这一系列问题都有待详细讨论。在此背景下，由于危房改造项目资源体量大，并赋予基层政府相当的自主权，因此，分析南岭管理区借用危房改造推动城镇化建设的案例，可以为回答上述问题提供启示。

笔者刚到城乡规划与建设管理局上班不久，几次听到同事提及危房改造中开发商和民众纠纷的事情。在对调研毫无头绪时，笔者开始着手追踪商民纠纷。随着调研的深入，笔者不仅了解到大量商民冲突案例的具体细节，还亲眼见证了一起开发商强拆职工住房的案例。诚然，在各地地方政府大规模推进城市开发的背景下，利益纠纷和官民冲突案例并不少见，但是在南岭危房改造案例中，商民纠纷的存而不解，乃至演变为官民矛盾的现象，仍让笔者感到困惑。公共舆论一般将社会冲突的发生归咎于地方政府的谋利行为，但在危房改造中，这种观点却很难成立。因为从出发点来看，基层政府引入开发商参与危房改造是为了改善民众居住环境，而并非扮演“与民争利”的角色。在此情况下，商民纠纷是怎么发生的？南岭管理区采取了怎样的应对策略？政府行为与社会冲突的演变存在着怎样的逻辑关联？这一系列问题均值得深入探讨。如果说商民冲突源自管理区“以公益促发展”的项目运作模式，那么通过分析此类冲突给政府带来的治理困境，本书亦揭示了基层政府作为“公益经营者”所面临的角色困境。

除了开发商与民众的冲突之外，另一类冲突发生在职工与管理区之间。官民矛盾爆发的原因是部分职工的诉求得不到满足。这些职工居住在离集镇中心较远的宿舍区，由于这些宿舍区缺乏市场价值，且住户密集、开发难度大，因此一直没有开发商愿意入驻。然而，在市场化运作“失效”的情况下，基层政府缺乏资源对这些偏远区域进行改造，由此不能有效回应职工的诉求，从而遭遇后者的集体抗议。通过对这类冲突的演变过程的分析，笔者得以揭示，在民生项目的市场化运作模式下，基层政府在回应民意方面存在怎样的困境。

当市场化改革导致的社会不平等问题逐渐影响乃至制约中国社会发展之时，项目制应时而出，试图弥合社会分化的结构性张力，由此逐渐在国家治理体系中占据重要地位。党的十八大以来，中央政府推动的民生项目规模庞大，项目制成为执政者兑现民生承诺的重要治理工具。在此现实背景下，有关项目制的研究方兴未艾，项目制是否能够实现国家赋予它的时代使命尤为引人关注。

本文介绍了《历史钟摆：中国农地增值收益分配制度变革研究（1978～2022）》一书的核心概念、研究问题的提出、土地发展权、研究视角和材料说明及章节安排等。

本文回顾了学界主要关注的西方土地增值收益分配制度的理论和经验，着重考察典型国家和地区宅基地制度改革的历史经验，分析这些国家和地区面临的基本问题和解决方式，以此归纳土地增值收益分配制度的一般性机制，为理解不同经验在中国改革中的应用及其局限提供启示。

本文考察了1949年后我国推动社会主义革命和土地公有制的历史过程，聚焦土地管理体制从聚焦所有权关系向治理城乡分化关系的变化过程，着重分析城乡二元地权和具有“蜂巢型”特征的土地管理体制，研究征地体制的起源和发展，由此总结计划经济下土地公有制和土地管理体制对于市场化改革时期的延续性影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