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主要基于20世纪前期国内外学界有关中国民族分类学知识谱系的文本分析，并大致梳理了关于“民族分类”的种种表述及其衍生的学术意义和持续影响力。同时，本文也将西方学术界对于中国民族问题研究中存有的若干误区加以针对性分析和回应，以期进一步明晰西方中国民族问题研究的实质及其目的。

近年来宁夏作为向西开放的战略高地，服务中阿合作，是国家“一带一路”中的担当和使命，也给民族学学科建设赋予了新的内涵。所以，我们衷心地希望，与会的各位专家、学者继续关注宁夏哲学社会科学事业的发展，特别是关心支持宁夏民族学学科的发展，欢迎大家多来宁夏考察交流，为繁荣我区的民族学学科传经送宝，也衷心希望我们的民族学研究人员珍惜这次学习的机会，不断提高工作水平。

非常感谢吴楚克老师的邀请，我也很高兴能参加这个会议，因为这个会议非常重要，我从悉尼乘飞机回来，早上一到家就赶来参会。吴（楚克）老师也为这个会议精心准备了很长时间，我去国外之前，他就跟我说了，让我致闭幕词。我非常高兴，见到了很多老朋友，也认识了很多新朋友。边疆学研究会议放在中央民族大学召开，由吴楚克老师来召集，各位学术前辈和青年才俊济济一堂，讨论了整整一天的时间。并且每个人的发言时间都很充分，我觉得这样的论坛非常好，很务实，就像早上麻国庆老师所说的我们没有邀请校领导。在这里，我谈谈自己的一点感受。边疆研究这一块，我虽然也在关注，但没有写研究论文。这次会议有几个很重要的议题。首先是跨界和地缘安全。虽然在探讨过程中，各位老师更为关注构建中国边疆学的理论和实践问题，这当然也是一个很大的话题。我觉得有几个很重要的关键词。首先是“全球化”，全球化的话题带来了我们所讨论的这些问题，包括中国社会近几十年来社会科学界所关注的重大问题。另外，就是2013年以来的“一带一路”倡议和习近平总书记提出的“人类命运共同体”概念，不仅在中国学术界，在全世界的学术界关于这方面的讨论都很多。前年（2016年），我应邀到澳大利亚墨尔本的大学参加学术会议，他们特别关注丝绸之路东端的民族关系，其实说白了就是新疆、甘肃、青海、西藏等区域的民族关系研究。与会学者既有对中国观点支持的，也有一些反对的声音。中国学者做中国边疆研究，非常重要，也很不容易，在座的马大正、方铁老师以及其他学者一直都在努力。其次，我们既然讲全球化，也就有一个“全球在地化”的问题，与地方性知识相关的，西方学术界也讨论很多，叫作“全球在地化”。所以就出现了“文明冲突论”以及杜维明先生等对这一理论的回应。东亚文明之间并不必然是冲突的，它有可能是和谐的，我认为这种关于东方与西方，关于边疆和社会治理的讨论非常重要。另外，我们谈到边疆研究，就会产生一个重要的跨学科研究领域——认同，包括跨界民族、地缘安全。关于对跨界、跨境、跨国等词的讨论，近些年在中国社会科学界也特别多。不管是用跨界民族、跨境民族、跨国民族中的哪一个，它都会涉及一个非常复杂的社会认同问题。尤其近几年关于民族认同与国家认同的讨论，学术界有两种非常极端的观点。一种认为民族意识和民族认同强，就会削弱国家认同感；另外一种观点认为民族认同和国家认同之间没有必然联系，不是一种此消彼长的关系。我们研究边疆少数民族地区，我们今天谈的边疆只是传统意义上的边疆，但实际上边疆已经不在边疆地区了，边疆学也不是边缘学科，是一种显学，是引起社会很大关注的学科。各位学者的讨论，对我来说，有这样几个启发。中国边疆学研究的时代议题，特别是吴楚克老师在这个会议中提到了边疆学理论的创新和发展问题，我认为涉及研究范式、方法论以及具体研究方法的转换，需要理论创新。而要做到理论创新，我认为以下两方面的研究仍需加强。一是理论研究，在座的各位都做了很多的工作，但仍然需要加强。二是应用性研究，这是中国社会科学界普遍比较薄弱的地方。理论要创新，只有把理论研究和经验或实践研究结合起来，才能提出中国自己的富有特色的边疆学理论体系。另外，我的感受是，与会学者讨论中国边疆学研究的领域很大，它是一个跨学科、跨专业的对话和比较研究，除了对重大社会问题的关注，还要关注边疆少数民族以及社会治理的问题。比如现在强调怎么用传统的习惯法来辅助解决目前在边疆地区的法律实施困难问题，以及提升边疆社会的治理能力，所以也需要跨学科的各位学者积极参与、通力合作。谢谢大家！（整理人：张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