网络社会的崛起，特别是网络市场的出现，打破了城乡之间的空间区隔，为农村发展带来新的机遇。本研究通过对山东曹县大集镇冯村的实地调研，剖析了一个电商村落形成表演服饰市场集群的过程。在这一过程中，网络社会与乡土社会呈现相互建构的特点：乡土社会的市场信息封锁被网络社会彻底打破，促进了网络销售信息和网店经营技术在村庄的传播；乡土社会的“抢货”风波则成为折射网络社会销售魔力的村庄公共事件，促进了电商集群的发展。村民纷纷回乡创业，转型为电商，将家庭改造成兼具生产生活功能的家庭作坊；通过拓展乡土社会关系网络，保证网络市场的弹性供给。但是，网络社会的结构化带来的闭合效应与马太效应，又可能带来对乡土社会的新形式排斥。

本文指出，联增村的农业现代化是家户这一行动主体在国家的改造与支持下被动或主动改变自给自足状态，寻求市场机会的过程中进行的。在对农业产业化的自发探索和产业扶贫过程中，青壮年劳动力外出务工的现实没有改变，项目也因各种原因成效甚微。联增村在农业产业结构调整中向激进的“坝区产业”发展，这使联增村基层村干部和村民做出主动抗争。本文还对乡村振兴背景下农业现代化的出路做出反思：产业扶贫项目产生机制缺乏基于乡镇、乡村实际情况的科学论证；项目实施过程中忽视项目长周期给农户生计造成的影响等。

本文发现，在本地寻求生计的“留乡人”普遍选择兼业化经营而不仅仅是农业经营来增加家庭的总收入；“反乡人”会根据自身的能力选择在本村、乡镇、县城或更高层级的城市创业，呈现“梯度选择”的特征。在乡镇与县城的物理空间被现代化基础设施与交通工具无限拉近的时代，村庄是村民的生活场域和精神家园，乡镇可能成为“城乡共同体”的“节点”，县城则构成家户现代化的理想载体。此外，农民为追求家庭整体“幸福生活”做出的各种生计选择均呈现的家庭“分离”特征，社会经济发展与国家政策需要有效弥合这种家庭“分离”。

本文借鉴后现代主义的社会空间观，将贵州省堂安村的村寨布局视为“社会建构”的结果；抓住构建、表征、界分社会空间的“物态标识”，特别是侗族梯田社会“标志性文化”的有机组成部分，探讨“物与物”“物与人”“人与人”之间的社会关联，剖析这些社会关联背后的文化意涵。在此基础上，本文旨在指明，鼓楼、萨岁坛、“瓢儿井”“干栏楼”、花桥、寨门等物态标识如何融入梯田社会整个“象征体系”，构建起立体社会空间，成为村落共同体不可或缺的一部分。

本文对“个体—家庭、家族—村寨”的社会互动方式进行分析，以此解释为何个体、家庭或家族在每一次人生仪礼、公共生活中建构、维系着“村落共同体”。在人生仪礼方面，从个体和家庭的诞生礼、成人礼、婚礼和丧礼方面，回应村落共同体如何“建构”的问题；在公共活动方面，以青年男女之间的“行歌坐月”、整个村寨的“踩歌堂”、村寨与村寨之间的“月也”为例，回应村落共同体如何“整合”的问题。这些人生仪礼和公共活动，还使堂安融入肇兴、黎平等更大区域的经济、社会、文化圈之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