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农村调研时，常常听到农民感慨，如今“媳妇成了婆婆，婆婆成了媳妇”。农民幽默而又略带自嘲的话语表达了他们对婆媳关系变迁的朴素感受。当前农村中都盛行谈论“好婆婆” 的标准，“好婆婆” 而非“好媳妇” 的话语盛行的背后，凸显了媳妇的强势，婆婆的弱势。

本书将农民的家庭生活过程操作化为家庭再生产的过程，家庭正是在持续的再生产过程中实现了延续。顾名思义，家庭再生产指的是父代家庭向子代家庭绵延、子代家庭逐渐成为独立自主家庭的过程，因此，家庭再生产直接地表现为代际更替。家庭再生产不仅是时间性的绵延过程，而且是一个能动性的主体实践过程。财产、权力和价值等要素构成了家庭再生产的基本要素。家庭再生产因而表现为资源配置、权力让渡和价值实现的过程，并具体落实为代际之间复杂的互动形式和互动内容。但是，中国农村家庭制度并不是一套孤立的制度，而是运行于特定的社会结构与社会系统之中。在传统的乡土社会，家庭再生产主要体现为“过日子”的生活逻辑，这实际上是简单家庭再生产的实践表达。当前中国农村社会正处于千年未有之大转型时代，剧烈而深刻的社会转型触发和推动了农民家庭再生产模式的转型，即由简单家庭再生产向扩大化家庭再生产的转变，这直观地表现为农民家庭从“过日子”向“操劳”的转变。伴随这一转变，父代与子代之间的互动模式发生变化，并且通过资源传递、权力让渡和价值实现三个层面体现出来。本书揭示，家庭再生产模式的转变是当前农村老年人危机发生的根本原因。本章的主要任务是进一步提出家庭再生产的基本要素，讨论现代性进村的主要表现和实践形态，并勾勒农村老年人危机的基本形态，从而为后文中对家庭再生产模式分析的具体展开和父代通往“老化”过程的论述做铺垫。

滋贺秀三（2013：128）认为，子代对父代的继承包含三个要素：人、祭祀和财产。其中，一定数量的家产是维系一个家庭正常运转的物质基础，家庭再生产首先是家产在代际之间的传递和转移。在农民家庭内部，家产转移主要是通过分家这一事件得以实现，“分家的过程也就是父母将财产传递给下一代的最重要的步骤之一。通过这一过程，年轻一代获得了对原属其父亲的部分财产的法定权利，对这部分财产开始享有了专有权”（费孝通，2010：60）。但分家并不是农民家产转移的唯一方式，家产“传递的过程通常是一点一点进行的”（费孝通，2010：59）。一般而言，在传统社会，一个男子可以有三次机会从父母那里继承财产，依次为：结婚时、分家时和父母去世时（韩敏，2007：72）。子代结婚时可以从父代那里获得一些基本的生存物资，包括彩礼、新婚夫妇居住的房间等；而分家时一般是诸子均分家产，但此时父母一般不会把全部家产分完，而是留下部分养老钱、养老地、养老房等；等到父母去世时，诸子再均分父母留下的最后一笔财产。因此，传统时期家产的分配是一个持续的、渐进的过程，父母对家产的掌控权比较大，家产的转移和分配一般都是由父代主导的：一方面，家产何时分配、如何分配主要由父代决定；另一方面，在家产分配中往往会遵循诸多原则以保证父代的权利和权力，如承继中的权责均衡和保护性原则。总之，传统时期的家产转移由父代主导，它以“家庭主义”（黄宗智，2011）为核心，以维护家的整体性为最终目的。20世纪80年代以来，打工经济开始在全国各地不同程度地兴起，尤其是进入2000年以来，农村青壮年外出务工已经成为一种普遍趋势。市场机制和现代性的进入给农民家庭带来很大的冲击，家产转移的方式和过程也逐渐发生变化。婚姻市场中男女性别比失衡使得男性的婚姻压力剧增，女性在婚姻市场中的优势地位使得其在婚姻谈判中掌控主动权，从而出现年轻媳妇以索要高额彩礼的方式提前分割男方父代的家产（阎云翔，2006：174—175）、结婚后立即分家等诸多新现象。并且，在当前农村，分家并不意味着父代向子代输送资源的终结，反之，现代性的进入改变了农民家庭再生产的目标和周期，家庭再生产的成本上升、难度增加，从而使得父代在分家之后仍然要源源不断地向子代家庭输送资源，直到自己不能劳动为止。父代无止境地为子代付出，没有给自己留下多少资源，因此，父代年老时往往只能维持“有饭吃、没钱花”的底线生存状态。家产转移是家庭再生产的重要维度之一，本章主要从家产转移的变迁来透视农村的家庭转型，通过揭示扩大化家庭再生产模式中家庭资源的配置逻辑，理解当代农民家庭转型何以可能，农民及其家庭如何调适其行为，进而如何影响了父代“老化”过程中的资源脉络。

在第三章中，笔者以简单家庭再生产模式下家产传递中的家庭主义原则为参照，对扩大化家庭再生产模式下的家产转移过程进行了细致讨论，从而阐述了家庭内部资源配置逐渐向子代倾斜的逻辑。简而言之，相对于简单家庭再生产的代际均衡模式，当前家庭再生产过程中的资源配置日益失衡。随着资源配置失衡格局的持续和父代的老去，老年人逐渐陷入底线生存状态。那么，在从均衡向失衡的转变过程中，父代为何没有抗拒这一持续的失衡过程？随着家庭资源纵向配置逻辑的变化，家庭内部的权力关系如何作用于资源关系？要回答上述问题，我们的讨论需要进入家庭再生产的权力层次。代际之间权力的让渡是家庭再生产之必不可少的要素，父代向子代的权力交接也是家庭再生产顺利完成的重要标志之一。在传统家庭伦理的规制下，家长的权力并不是固有、绝对的权力，而是家庭的“代理权”（俞江，2006），因此，家庭再生产必然要求当家权的代际流动，子代家庭只有成为一个自主的权力实体，才可能获得“家格”（陶自祥，2015a）。权力的流动必然伴随围绕权力而产生的竞争、冲突、妥协、合作等权力互动形式，这些都可以纳入“家庭政治”的范畴。家庭政治通过调适代际之间的权力和利益关系，激活家庭伦理，平衡家庭利益，从而成为直接决定家庭结构离散抑或整合的因素。而现代性进村除了带来家产转移过程的变迁之外，也触发了家庭权力关系的变迁。在扩大化家庭再生产模式下，家庭政治日益服务于家庭整合的大局，最为核心的表现即代际层面的家庭政治的失语，70299220家庭成员之间直接的冲突越来越少，家庭政治走向了“去正义性”。“去正义的家庭政治”带来家庭内部权责关系的失衡，家庭再生产的展开过程同时成为老年人走向边缘地位的过程。

对于中国人而言，家庭不仅是一个财产单位和政治单位，而且是一个价值单位。费孝通认为，中国农民家庭中的纵向代际关系与横向的夫妻关系相比更为重要，横向的夫妻关系要服从和服务于纵向的代际关系。中国的家庭结构既包括横向的家庭结构，也包括纵向的家庭结构，前者是指由父母、子女等基本成员组成的一个同居共财的生活单元，而后者则主要指家庭的代际传承，即“儿子掌管的子家庭从父亲掌管的母家庭中生长出来，母家庭被子家庭继承并替代的过程”（桂华，2014a：65）。纵向家庭结构是理解中国家庭再生产的关键，也是中国家庭相比于西方家庭的特殊性所在。对于中国农民家庭而言，纵向家庭结构不仅是现实层面的代际关系，而且也是农民实现生命价值的载体。在纵向家庭结构中，农民上承祖先，下启子孙，在世代绵延的日常生活过程中，实现了内在超越，从而赋予个体有限的生命以无限的意义和价值。这构成了中国农民内在超越的价值实现路径。在这套体系之下，个体身体层面的“老化”过程嵌套在伦理层面的“成人”过程之中。当完成由家庭制度和家庭规范所规定的人生任务之后，农民就可以安享晚年，坦然地面对死亡，并期待在死后成为子孙所供奉的祖先，个体“老化”的过程因而具有伦理意涵。因此，传统的简单家庭再生产模式是建立在有效的伦理整合基础上的。父代完成人生任务的过程因而是主体性逐渐实现和自身的价值感逐渐获得的过程。在此意义上，简单家庭再生产的过程在价值层面有效地安顿了老年人。

在前面三章中，笔者分别从资源、权力和价值三个层面，对现代性进村背景下农民家庭扩大化再生产进行了“过程-机制”分析。过程-机制的分析策略为我们理解农民家庭再生产过程中老年人危机的来龙去脉提供了非常重要的视角。在以上内容铺垫的基础上，本章的研究重心将从家庭再生产转向对老年人危机本质的讨论。农村老年人问题一直以来都是学界关注的焦点，但已有研究主要将老年人问题视为“养老问题”，因而老年人问题就被转化为老年人能在多大程度上获得物质支持和生活照料的问题。在此视角下，老年人被视为“养”的对象。在家庭养老的理想与现实之间产生差距时，老年人问题就从家庭溢出，外化并被建构为一个社会问题，因此，基于养老视角对老年人问题的关注就很容易与政策研究对接。当然，这一研究视角对于从政策层面改善老年人的生活状况有很大助益，但不足在于，以“养老问题”替代了对“老年人问题”本身的认识和理解，从而忽视了老年人危机的复杂性、深刻性和丰富性，难以形成对老年人危机的系统性理解。事实上，养老问题只是老年人危机的一种可能后果。我们的问题是：如果解决了“老有所养”的问题，则是否因此必然能够化解老年人危机？

家庭是村庄社会的基础，因而农民家庭的转型和变迁是乡土社会转型的基础。改革开放以来，市场化和城市化裹挟着现代性进入中国广袤的农村社会，成为相对独立的影响和改造乡土社会的一种力量。但是，在中国农村的社会文化语境中，现代性遭遇的并不是孤立和松散的个体，而是仍然顽强地维持并不断再生产的农民家庭。因此，理解现代化过程中农民的个体命运，就一定要理解农村家庭转型的实践逻辑。本书透过当前农村的老年人危机，追溯扩大化家庭再生产的“典型过程”，揭示了农村老年人危机生成的系统性和农民家庭转型的独特性。笔者在第六章的论述说明，农村老年人危机既非老年人本身的问题，也不仅是社会转型过程中的必然问题，而是扩大化家庭再生产的产物。在本章中，笔者将以扩大化家庭再生产模式为基础，进一步讨论农村老年人危机背后的家庭逻辑，从而深化对现代性转型背景下农村家庭的研究。从第三章到第五章，笔者从家庭再生产的资源、权力和价值三个层次，逐层递进地阐明了现代性进村背景下农民家庭的运行机制。现代性通过家庭影响和塑造农民的生活和个体命运。在本章，笔者将结合扩大化家庭再生产过程，讨论现代性背景下中国转型家庭的实践形态和家庭转型的路径与机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