根据行为免疫系统理论，个体在进化过程中发展出了抵御潜在传染病威胁的心理和行为机制，这种规避传染病的倾向可能会影响个体亲社会行为互动。本研究采用独裁者游戏范式，博弈游戏的目标对象为不同类型的疾病患者（外群体成员），验证疾病传染性与致死程度对群际亲社会行为决策的影响，并且考察状态移情在疾病类型与群际亲社会行为关系中的中介作用。结果发现：（1）相比于非传染病，个体向服务传染病患者的慈善项目捐献的金额更少；（2）状态移情在不同类型疾病条件下亲社会行为表现中起中介作用：以低致死非传染病为控制组，低致死性传播疾病负向预测状态移情，从而降低亲社会行为表现，而高致死非传染病正向预测状态移情，表现出的亲社会行为更强烈。上述结果表明，感知到强烈的潜在风险可能会触发行为免疫系统，进一步影响后续的互动。

作为社会综合心态结构中的重要组成部分，职业心态是横跨公共领域和私人领域的、对职场心理和行为产生影响的“复杂心态”，是影响职业意愿、职业持久性和职业成就的重要因素，同时也是职业胜任力模型中重要的非技术要素。本研究从社工职业心态的社会情感维度入手，在职业性格、行为倾向、价值取向和职业情感认同这四个层面上探讨了社工职业心态的内部要素；并基于一线在职社工和社会工作专业学生这两个群体，采用问卷调查的方法为内部要素的分析结构提供实证依据，旨在整合出一个符合社会工作专业特征和社会工作者心理特征的职业心态结构。

本文将以广东珠三角A市的流动儿童群体为例，探讨弱权处境下的社会适应问题。通过考察流动儿童的基本生活现状及其进入城市前后的比较，以及流动儿童基于环境的改变所表现出的心理适应特征，旨在了解流动儿童的家庭、学校和社会生活现状，探讨流动给儿童带来的影响，为开展有针对性的行为干预以及心理健康教育辅导提供参考。

青少年正处在身体发育和心理发展的关键时期，移动互联网时代的来临给正处在这个发展阶段的青少年带来全新的挑战。智能手机改变了人与人之间进行社会交往的传统形式，在手机社交软件的帮助下，人们可以随时随地与他人发生互动、建立联结（快速反应特征），还可以建立一个数量庞大且精细分类的自定义朋友圈（海量存储特征），这就使得“市民广场”或“社区活动中心”这样的实体性社交空间变得不再重要。在此基础上，人与人之间在传统的面对面交往过程中所积累的信任与依赖以及由此而建立的社交资本也发生了深刻的变化。人际信任和社交安全感在移动社交平台被重新定义，智能手机使得人们继电视之后再一次出现“对现实的关系投入不足（很少花时间去陪家人和朋友）”的现象。

研究者越来越认为亲社会行为囊括了自我提升、关系提升和社会价值提升等多重内涵。个体在社会性发展领域的自我增强需求会成为促进亲社会行为的内部动机。研究者不断完善的社会认知基本维度为探索亲社会行为的发生机制提供了有益的参考，亲社会行为可以基于内部的能动性路径来实现，也可以基于外部的社交性路径来实现，二者都能满足个体的自我增强需求。能动性路径上的亲社会行为具有提升他人价值和提升自我价值的双重功能。基于能力知觉的助人效能感和基于内部控制的自主性助人动机是能动性路径上的重要成分。较强的助人效能感会促进亲社会行为，而作为内部稳定特质的自主性助人动机则会制约助人效能感对亲社会行为的影响。

以往的研究者在建立和验证概念的原型结构时，侧重于强调原型对认知过程的影响，借以考察原型的优势加工效应，进而确定概念结构。但他们较少关注概念原型与行为之间的联系，未能从“原型对行为的影响”着手，考察行为指标的变化来验证以原型为基础的认知机制。在亲社会行为的研究领域，关于概念以及概念原型和亲社会行为之间的关系也较少被论及。 实际上，考察概念原型的启动对行为意图甚至真实行为表现的影响不但可以为概念原型的合理性提供行为层面上的证据， 而且可以帮助研究者从概念的自动化加工层面上探索亲社会行为的心理发生机制。

在青少年成长环境的多元嵌套结构中，关系维度处于核心位置，而与青少年建立社会情感联结的重要他人则是这个位置上的关键要素。对于处在变动与发展中的青少年而言，重要他人是如何对他们产生影响的呢？

在当代中国，群体层面上的亲社会行动背后隐含着两套内涵迥异的社会组织机制。第一是自上而下的组织机制，这一机制下的亲社会行动主要是在官方发动的基础上展开的。具体又可分为“强发动”和“弱发动”这两种类型，前者包括在政府倡导下或者在其他行政部门（包括与政府直接关联的部门以及其他的国企、事业单位等）组织下的慈善捐助、志愿者行为、义工行动等；后者则是指介于政府发动和非政府组织推动的慈善事业，比如在政府引导或监管下的希望工程项目。

随着环境问题的日益加剧，不同领域的研究者基于各自的研究取向来针对全球生态圈保护、人类环境的可持续发展等议题展开研究。其中，自然科学家主要基于技术层面来关注上述问题，这涉及如何研发和应用具有环境友好特性的材料和能源类型，以及如何设计对环境产生最低伤害的生产模式等。而在社会科学家看来，环境问题终究是人的问题。笼统地看，人的问题是宽泛且多元化的。一方面涉及特定的经济与社会发展背景下与环境问题相关的结构性、制度性因素，特定政府机构或组织的管理模式，以及环境保护和生态现代化与经济增长之间的复杂关系；另一方面则会在相对微观的层面上涉及人在社会系统中与环境的互动，以及在这个互动过程中表现出来的心理倾向和行为模式。

青少年正处在生理发育、心理发展和社会化的关键时期，这一时期要面对并适应来自不同领域的挑战，借以完成一系列关键性的发展任务。首先要适应的是伴随着生理成熟、认知能力和情感能力的不断提高而出现的自我觉察、自我建构和实现自我同一性的挑战，旨在发展出清晰的自我意识和健康的自尊结构；其次要适应从家庭进入学校、从亲子关系走向同伴及师生关系的过程中出现的人际交往与关系营建方面的挑战，这个层面上的良好适应则会帮助他们更好地理解风格迥异的交往对象，并在不同的关系结构之间进行娴熟的切换；最后还要适应从同伴群体社会化迈向公民社会化的过程中出现的挑战，进而实现个体与群体、自我与社会规范以及个人生活与自然界生态圈的和谐相处。挑战与适应并进的路线反映了青少年在个性、社会性发展以及健康人格和公共精神的养成过程中需要完成的发展性任务，这些任务的完成质量则会影响其成年之后的社会认知风格、问题解决策略和社会互动模式，甚至会在群体层面上塑造未来社会成员的总体素养和人文底色。因此，如何将这些发展性诉求整合到针对青少年的社会教育框架中去，使得青少年得到更为全面、系统的影响和促进———也就成为研究者持续关注的热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