社会变迁催生了人的心理的适应性发展，由此产生的应对变迁的心理特质被概念化为“个人传统性与个人现代性”的问题，而“孝道”可以作为传统性与现代性的联结点。文章论述了孝道规范的本质，孝道与现代性的关系，评述了双元孝道的含义，假定自我构念与双元孝道、孝道责任等孝道观具有密切的联系。笔者进而采用问卷调查法，研究对象为18～74岁的成年人，通过1029份有效问卷的结果，验证了自我与孝道之间的相关关系；发现权威性孝道、相互性孝道、孝道责任在当下的中国大陆仍然普遍存在。其中，相互性孝道显著大于权威性孝道；而且独立我/相依我双高的“双元我”不仅具有更鲜明的孝道观，且在亲子关系满意度和生活满意度等测量上表现出了明显的优势，说明“双元我”的社会适应性水平更高。文章最后展开了充分的讨论，并指出进一步研究的方向。

社会心态是一定社会发展时期内，弥散在整个社会或社会群体中的社会心境状态，是整个社会的感受、社会情绪基调、社会共识和社会价值观的总和。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转型过程中，社会心态随着社会的变化而变化，了解社会心态不仅对于了解社情民意、社会热点以及公众情绪非常重要，而且是进一步采取有效措施实现党的十六届六中全会提出的“塑造自尊自信、理性平和、积极向上的社会心态”的前提。

改革开放以来的中国社会转型型塑了具有“文化嵌入性”的社会信任的时代特征，本研究在对以往针对中国社会信任问题研究进行梳理的基础上，从文化心理学的社会转型视角入手，通过对来自全国28个省市的7061份调查问卷的数据分析，对民众的社会信任感结构、阶层特征和地域特征进行了较为系统的探索研究。研究发现：中国民众的社会信任感主要由“政府信任”“社会组织信任”和“社会信息信任”3个维度构成；作为主观建构的这3种信任存在着各自的阶层和区域特征。

社会心态（social mentality），一般指在一段时间内弥散在整个社会或社会群体/社会类别中的社会共识、社会情绪和感受，以及社会价值取向。在社会急剧变迁时，社会心态变化快、形态复杂，无论对个体还是对社会组织和制度的影响都很大。在每一个剧烈变动的社会中，作为社会变迁的表达和展示，社会心态是社会变迁研究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对社会心态的把握和调适，也是社会变革的一个无法忽视的社会心理资源与条件。因此，无论是政府的宏观决策和管理部门，还是研究中国现实社会变迁及社会问题的学术界，都会特别关注这一领域的研究进展。社会心态作为社会行为的外在氛围，也与社会成员息息相关。

作为一种最为宏观和复杂的社会心理现象，社会心态的形成机制也必然异常复杂。在初步廓清社会心态概念，形成“个体与群体”相互建构的视角后（杨宜音，2006），进一步探讨社会心态这一宏观而复杂现象的特征、内部机制及其心理效应，将有助于发展出更为系统的描述、解释社会心态的形成及变化的理论。

社会心态是指一段时间内弥散在整个社会或社群中的宏观社会心理状态，它包括社会的情绪基调、社会共识和社会价值观。社会心态与社会中的个体心态具有同质性，却不等同于个体心态的简单加总（杨宜音，2006）。从这个意义上来说，社会心态的研究既不是个体水平上的心理机制研究，也不是对纯粹宏观社会事实的探讨，而是探讨个体心理与社会之间相互建构的过程。以往的主流社会心理学研究将社会心理学理解为“行为科学”，倾向于探讨个体行为如何受环境影响，较少考虑环境与个体共变的可能性，忽略社会心理学作为“社会科学”的属性（莫斯科维奇，2011），这种侧重个体水平的研究视角并不适合社会心态的研究。事实上，这种个体化的社会心理研究视角在不同程度上已经被社会心理学家质疑并在各自领域进行着不断的修正。本章将回顾社会心理学中三个有关“共识”的理论——共享现实理论、主体间共识理论以及社会表征理论，并尝试围绕社会事实与个人心理的相互建构性来讨论三个理论对社会心态研究的启发，探讨社会心理学科在社会心态研究中的特殊意义。

在德国著名社会学家、“风险社会”理论的提出者和倡导者乌尔里希·贝克（Ulrich Beck）看来，我们正处在一个风险社会。他关于风险社会的思想，在于指出尽管自然风险、政治风险、经济风险古已有之，但现代化过程本身所蕴含的风险，“犹如一柄双刃剑，使人类在对主宰自己命运的种种不确定性进行控制的同时，自己也成为最大的不确定因素——风险的来源”（薛晓源、刘国良，2005）。因此，风险实际上就是现代化利用自主的力量挖了现代化的墙脚（贝克，2004）。而风险社会最为吊诡之处，还在于它并非外在于人，人本身就是风险社会的构成要素。并且，所谓“人”，不是仅限于他人，还包括每个人自己。正是由于风险社会具有“奇异的循环”（杨熙龄，1986）的这种悖论性质，对于社会心理学家理解社会心态概念和机制来说，社会学家关于风险社会的研究就极富启发性。恰恰是在风险社会中，社会心态具有的个体与宏观社会的关联性和互动性被淋漓尽致地彰显出来。首先，社会心态不再是心态史学家界定的那种较为稳定的、长期积淀在国民性中的心理特质（汝信，1988；余安邦，2010），而是显示出极为活跃、变动的形态（杨宜音，2006：117～131；王俊秀，2015）。并且，这种活跃或变动正是社会互动的结果，也是它本身建构性的体现。其次，社会心态是每个人参与构成的，而非仅为每个人社会心理与行为的背景。从这个角度看，社会心态无非一种微观与宏观的关联。最后，这种参与，由于个人与宏观的互动关系，又是具有大数性质继而因一些机制而形成众趋性质的关联。社会心态就是某种机制运作下的建构性关联及其过程。

“十二五”规划提出“弘扬科学精神，加强人文关怀，注重心理辅导，培育奋发进取、理性平和、开放包容的社会心态”的目标。这是我国社会经济发展纲领文献中首次对社会心理问题的关注，这一表述体现了“以人为本”的科学发展观。在践行“中国梦”的伟大实践中，国家富强、民族振兴和人民幸福的目标对社会经济发展提出了更高的要求，也要以国家、社会和个人三个层面的社会心理为基础。“依法治国和以德治国相结合”要由每个公民的法制行为和道德行为来保证，国家富强和民族振兴要建立在培育公民的爱国行为和中华民族的认同上。

对北京等七市市民的调查结果显示，2011年七市市民总体社会信任进入了“不信任”水平。分行业和部门看，居民对政府机构的信任程度最高，对商业行业信任程度最低；分城市看，中西部城市的社会信任高于东部城市。

本研究通过对北京、广东、江苏、浙江和四川五个省市250名进城农民工的问卷调查和10名北京农民工的访谈，尝试探讨了进城农民工社会公平感的基本状况、进城农民工的社会公平感来源和不公反应以及影响进城农民工社会公平感的个体和社会心理因素等问题。本研究的主要发现有：1.进城农民工普遍感觉到社会不公平，并且不存在统计意义上的显著代际差异；2.进城农民工的社会公平感不仅来源于自身的感受和经历，还来源于自己的所见所闻；3.进城农民工在受到社会不公平对待时主要采取消极逃避的行为，维权方式上存在代际差异；4.进城农民工的地位公平信念、命运观、社会比较、归因倾向等多种个体心理因素都和公平感有显著相关；5.我国1949年以来的社会历史变革进程和个人社会流动经历是影响进城农民工社会公平感的主要社会背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