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40年来中国社会的迅速转型和资本主义全球化的扩张使得大众消费日益成为当代中国一个重要的社会现象，不难想见，消费文化问题将日益成为当代中国社会学研究的核心问题之一。而这一问题在西方社会学领域中早已成为举足轻重的话题。早在20世纪五六十年代，消费主义文化在西方资本主义社会的大众群体中迅速兴起，以至于诸如丰裕社会、消费社会之类的提法开始进入西方社会学家的视野，从而推动了消费文化社会学在西方社会学界的空前兴盛，它在很大程度上改变了西方社会学研究的核心旨趣和总体面貌。

之所以从自我开始，不是因为我们认为自我是社会逻辑的原初起点，而是因为在日常个体的心目中它往往被视为这一起点。之所以如此，不仅是因为高度分化的现代社会所凸显的个体间的差异性为个人主义价值观在世俗世界中的滋生和蔓延提供了绝佳的机制，而且是因为对于个体而言，自我始终是一个看似高度透明的归因项，尽管这种基于自我意识的判断很大程度上是出于对意识深度的无知，但它总是能够以一种通俗易懂的方式为个体对自身行动的理解提供看似可靠的依据。

说我们今天生活在一个弥漫着个性话语的时代也许并不为过，没个性所传达出的雷同、重复、保守、平庸、单调、乏味几乎无一例外地被贴上了污名的标签，以至于在光鲜亮丽的时尚舞台中销声匿迹，甚至成为落伍者失败的证明。现代人眼中没有个性的人其实就是海德格尔在晦涩哲学面具的掩蔽下肆无忌惮地加以嘲讽的那个“无此人”，对这个没有个性的平庸之人的挞伐不过是因为向往着那个个性化的此在，貌似晦涩高深的哲学家其实也不过是在弹拨着时代的流行曲调———个人主义。

尽管共在所描绘的趋同构成了大众消费者在生存论上的首要诉求，但是它并不能够在本体论上消除它的对立面。尽管对于大众消费者而言，消费的分化不过是前意识的趋同倾向所主导的消费实践的后果，它在生存论上是第二位的，但它在本体论上则依然是基础性的。也就是说，无论个体是否意识到这个后果的产生，它都将与趋同一样作为一个基础性的事实而被建构出来。

如果要我们对大众的日常生活进行一番描述的话，我们可以进行如下的概括：这是一种充斥例行常规的循规蹈矩的生活，新的一天在实质上并不比过去的一天更新，它只是在计时工具的意义上向前推进了一个固定的周期，而其实际的内容往往没有多少改变，所以很容易就可以预见到未来若干天中会发生的大多数事情（这当然不可能是一种精确的预测，就像一个打字员会预见到未来的数月乃至数年中，他将一如既往地为顾客打印文稿，至于每天会承接怎样的文档当然无法精确预见，也不可能预见到由于某些意外而打断这一工作，但不出意外的话一如既往地打印文稿无疑是最可能发生的事情之一）。

当我们意识到从消费者的角度来说符号消费的实质是一种社交实践（是社会交往决定了对物的购买和使用，而不是相反），它以符号化的方式谋求他人的承认，并由此为个体赢得存在的安全感。这清楚地表明个体的符号消费以之为基础并参与其再生产的社会存在是一种关系性的存在，是在我与他人之间的不可消除的本体论的联系（要成为人就必须进入一个人与人相互依赖的网络，必须在某种意义上成为他人，“承认”正是对这一“成为”的确认）。它扎根于前意识的沉默之中，从而表明自身既不是一种意识的表象也不是被压抑的因素，从而在生存的基础中发挥作用，并以不言而喻的方式在实践理性的监控下生产出强烈的符号化需求。它表明即便消费者采取一种个人主义的话语来理解自身的消费。

今天的中国依然还处于社会转型的过程之中，何去何从自然是人们关注的焦点。我们的立场已经表明，这不是一件可以精确预测的事件，所以我们自然也就不可能给出未来发展的既定蓝图。但这并不意味着社会学的研究对社会的发展和变革将无所作为，毕竟人类社会的历史不是完全偶然的闹剧，我们总还是能够看到社会发展的某些或然样态，尽管它并非历史的必然，却可以为我们提供某种理解的线索；与此同时，历史也并非客体主义者所描绘的那样处于非人力量的支配之下，毕竟社会是人的社会，历史也是人的历史，人的能动性不应当也不可能在历史的进程中缺场，这意味着对现实的反思将有助于人类去干预乃至改变社会的进程。

本文试图阐明费孝通差序格局理论的内在逻辑和基本视角，并通过辨析和批判费孝通对儒家思想的解读来澄清儒家思想对社会世界的基本判断，以期为理解传统和现代中国社会提供一些切近的思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