涂尔干的社会团结理论构成了为现代性进行辩护的第一种社会学进路。

毫无疑问，在2世纪0的社会学思想史中，帕森斯是最为杰出却也最为人误解的一位思想巨人。对此，哈贝马斯曾中肯评价道：“毋庸置疑，没有一个帕森斯同时代的人曾发展出在复杂性上可与帕氏相比的社会理论。帕森斯1974年出版的自传性著作书目，让我们对这位作者在过去50多年间致力于构建一个统一理论的努力以及这种努力的连续性与积累性成功留 下了深刻印象。

当然，社会学界对卢曼的认知之所以如此歧异，其中既有卢曼自身思 想发展转变与艰涩文风带来的理解障碍，也少不了卢曼“激进的反人类主义、激进的反地域，以及激进的建构主义”立场造成的疏离效果。因此，社会学界对卢曼的确需要“启蒙”。

对于亚历山大而言，认真检讨帕森斯理论建构的成就与失误就是必须迈出的第一步。

以上几章，笔者以涂尔干、帕森斯、卢曼和亚历山大为主要代表人物，梳理、讨论了作为社会学最重要理论传统的功能主义围绕秩序问题展开的理论建构。无疑，这基本上是一种“从理论到理论”的，旨在追问上述生发于西方现代性过程中的社会理论究竟说了什么，它们为什么这么说等问题。从而，笔者期望这样的理论澄清能够为当前正发生于中国的相关论辩和研究提供一种较全面的理论逻辑和较新颖的问题视角。当然，这样做的局限也显而易见，最突出的危险可能在于一些学者曾经指出的，“中国论者固执地依凭一己的认识向西方寻求经验和理论的支援，用于批判中国的传统、界定和评估中国的现状、构设和规划中国发展的目标及其实现的道路……但在适用于中国的发展研究时却发生了同样的问题：例如把西方发展过程中的问题及西方理论旨在回答的问题虚构为中国发展进程中的问题；把西方迈入现代化社会后所抽象概括出来的种种现代性因素倒果为因地视作中国推进现代化的前提条件；把中国传统视为中国向现代化转型的障碍而进行整体性批判和否定；忽略对西方因其发展的自生自发性而不构成问题但对示范压力下的中国的发展却构成问题的问题进行研究；在西方的理论未经分析和批判以及理论预设未经中国经验验证的情况下就视其为当然，进而对中国的社会事实作非此即彼的判断，等等”（邓正来，2006：458-459）。对此，暂且放下之所以产生这些问题的根源不论，问题本身至少已经告诉我们，在从西方经验和理论中汲取灵感、智慧到真正置身中国社会现实、研究中国社会的真正问题之间，我们仍有很长的路要走。所以，以下所论，仅是一些断想而已。

福柯的治理理论对西方政治文明的广泛、深入地探寻，无疑有鲜明的时代背景烙印。20世纪六七十年代，正是西方遭遇政治转型、大规模社会抗议和运动浪潮此起彼伏的时代。我们以福柯本人经历过的政治运动为线索，撮取其中主要事件加以回顾，力图呈现影响福柯的政治经历和理论思考的时代氛围。

由于福柯的治理理论本身是对西方自由主义思想的批判性分析和回应，因此，有必要把该理论放在西方自由主义思潮演进的背景下来考察。

首先要明确一点，所谓福柯的“治理理论”，在福柯的学术思考中更多是一个理论纲要，或者说是一个“理论矿脉”，它虽然极为重要，可以说代表了福柯晚期思考的重大突破，但它本身并未发展成为一个完整、严密的理论体系，所以既遗留了不少问题，也给后来的研究者提供了相当大的思考空间及进一步运用该视角推进研究的可能。值得注意的是，福柯的1978年讲座有其特定政治社会背景。和福柯的讲座同时进行的是当年法国议会选举，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联合党在选举中意外落选。他的1979年讲座结束几周后，玛格丽特·撒切尔当选为英国首相。这个时期，1968年以来的社会斗争逐步退潮，马克思主义的学术声望行将名声扫地，这部分是由于东欧异议分子的影响。福柯积极参与了推动这种影响在法国的扩散和接受。新自由主义政治思想的影响也在不断扩大，从德国的赫尔穆特·施密特（Helmut Schmidt）到法国的季思卡（Giscard）、巴尔（Barre），英国的卡拉汉（Callaghan）和希利（Healey），都开始对战后正统的治理思想提出挑战。

两次世界大战给西方文明带来巨大的冲击，至少在学术思想层面，诸如“西方的没落”“现代性的危机”或“西方文明的危机”这类反思层出不穷。从这些反思当中，如果说可以辨识出某个核心焦点的话，那么毫无疑问当属对政治理性的思考。巴里等人认为，当代西方的政治理性面临种种不确定性，可谓深陷困境。国家社会主义的寿终正寝，并不意味着自由主义民主、自由市场的个人主义的胜利，相反，各种不同的政治学说、政治规划变动不居，已经很难用传统术语加以澄清。在对个体和社区赋权（empowering）的名目下，无论是左翼还是右翼党派，都主张把福利、安全从国家控制、国家供给中剥离出来。社群主义复兴的同时，强调个人责任并批判全能国家，在政治光谱的各个部分，都能找到信奉者。公民权利运动要求政治、司法权利，但是这些权利绝非抽象，而是落实到个人技能、能力的层面。此外，生态或环境政治、女权主义等运动，都对既往政治权威和政治理性提出了挑战。如果能够用一样事物把这些不同的政治思考统一的话，那就是它们都试图追求“超越国家”的政治形式，追求一种生命、伦理的政治，同时强调动员（mobilization）这一关键的政治价值以及对个人能力、行为的塑造（Barry，Osborne ＆ Rose，1996）。

无论基于国家-社会的二分法，还是政府-市场-社会的三分法，于20世纪80年代以来再度流行并成为学界热门话题的现代市民社会研究，其大的国际社会背景是社会民主化、阶层利益分化和文化多元化。此间福利国家危机话语的蔓延与泛滥，不仅是在新政治经济背景之下对国家与社会关系的再度思考，还是对二战后政府干预经济社会、已有社会福利共识的某种反动，甚至是试图重塑这种关系的一种尝试性思考。而东欧的一些激进学者对现实社会的批判和对理想社会的阐发，以及横扫苏联和东欧地区的政治变革，更是对其起到了推波助澜之功效。仅就出现在中国大陆的市民社会的研究进展情况来看，其兴起和发展是改革开放的推进、社会现实关怀的反映和学术发展的需要等因素共同促成的结果。自20世纪80年代以来，市民社会概念就逐渐融入西方主流派的知识话语体系之中，进入90年代以后，市民社会研究热潮更是从西方和苏联东欧学术界扩展到世界的其他地区，形成了对当代世界产生重要影响的社会政治思潮之一。关于市民社会的理论建构问题，也就是在这样的时代条件下，以三分法为基础的市民社会定义逐渐为大多数学者所接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