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么这些基于西方社会经验的理论适用于广大的发展中国家尤其是像中国这样的转型期的国家吗？对这一问题的理解，对发展中国家来说，无疑具有非常重要的意义。如果基于西方社会实证经验的社会资本理论同样适用于发展中国家，那么发展中国家在进行自身的现代化建设之时，就不应该仅仅是引进西方的技术、资金和人才，而是应该更多投资于国民教育，重视积累无形的社会资本，因为无形的社会资本才能为一个国家与社会走上长久发展之路奠定的基石。

本章的主要内容涵盖了三个方面的重要问题：（1）社会资本在我国社会经历了一个怎样的发展历程？（2）在我国农村地区特定的社会场景之下，社会资本应该如何进行测量？（3）在我国农村地区，社会资本的存量是一种什么样的状况？首先，笔者将回顾以往文献中社会资本在发展中国家尤其在中国的社会场景之下是如何被测量的。其次，笔者将探讨自1978年经济改革以来，我国社会资本的发展历程。再次，笔者将会探究我国农村地区的制度变迁，为我国农村地区社会资本的测量提供一个宏观的历史背景。最后，在此基础之上，笔者将对社会资本在我国农村地区的存量进行一个量化的描述。

在研究社会资本的效应时，笔者认为一个宏观与微观的二分是非常有必要的。在探索两种不同类型的社会资本对我国农村地区社会经济发展（socioeconomic development）的影响时，笔者的探讨主要集中在宏观的层面上，重点是分析一个村庄所拥有的两种类型社会资本的存量对其总体社会经济发展的影响。基于笔者对以往社会资本理论研究的梳理和归纳，本章的基本假定是跨越型社会资本的两个方面——包容性网络与普遍信任对我国农村社会经济的发展起着积极作用，而紧密型社会资本的两个方面——排外性网络与特殊信任却对我国农村社会经济的发展起着消极作用。在这一章里，笔者设计了一个用于测量村庄社会经济发展程度的综合指数，这一指数主要包括了四个领域，即工业化、医疗卫生、生活质量和平均收入。对这四个指标的因子分析（factor analysis）结果显示，在上述四个领域中有一个领域发展得很好的村庄通常在其他领域发展得也很好。换句话说，存在一个共同的潜在因子使得村庄在这四个领域中要么都发展得比较好，要么都发展得比较差。那么这个潜在因子是什么呢？是什么原因导致了村庄之间的这种发展的差异，使得一些村庄的社会经济发展比较良好，而另一些村庄则在社会经济发展方面表现糟糕？本章的主要内容就是试图通过对在农村地区进行的调查结果进行分析来回答这一问题。此外，笔者还收集了8个典型村庄的田野调查资料，并对其进行深度案例分析。借助斯图尔特·密尔（Stuart Mill）的求同法（Methods of Agreement）与求异法（Methods of Difference），笔者辨别了何种类型的社会资本有助于解释村庄社会经济发展的好坏。最后笔者对从348个村庄收集到的数据进行了多变量的回归分析，回归分析的结果以及深度案例研究都证实了笔者的假设，即跨越型社会资本对村庄社会经济的发展起到了积极的作用，而紧密型社会资本则对村庄社会经济的发展有不利的影响。

本章的主要内容是分析不同类型的社会资本对中国农村基层治理的影响。笔者假设作为跨越型社会资本的两个方面的包容性社会网络和普遍信任对农村基层组织（主要是村民委员会）治理有着积极的影响。而作为紧密型社会资本的两个方面的排外性社会网络和特殊性信任则对农村基层组织治理有着负面的影响。首先，笔者将设计一套相应的指标去衡量农村基层自治组织——村委会的治理绩效。从1978年改革开放以来，中央政府已经在农村地区推行了一系列的机构改革，以提高村委会处理村级事务的效率及村委会对村民要求的响应度。在这项研究中，笔者主要依靠生活在调查村中的农民的评价来衡量村委会的治理绩效。这些评价主要集中在两个方面，一个是村委会对村民要求的响应度，另一个就是村委会执行政策的有效性。此外，笔者也会参考一些来自被调查村干部的主观陈述来衡量村委会的治理。本书将运用田野调查中八个村庄的数据来研究社会资本和村委会治理绩效的关系。斯图尔特·密尔的求同法与求异法将被再次用来区别哪种类型的社会资本能帮助解释村委会的治理绩效的差异。接着，笔者将运用多元回归分析来检查348个被调查村的数据。案例研究和回归分析都显示跨越型社会资本能提高农村基层自治机构的治理绩效，而紧密型社会资本则会对这些机构的治理产生消极的影响。

本书前几章的经验研究表明跨越型社会资本对于村庄的经济发展和治理水平有着积极的影响，而与此同时紧密型社会资本则对中国农村地区的经济发展和基层治理产生了负面的影响。这样的探讨与发现都是基于宏观层面的分析，换而言之，笔者是把社会资本看做一个村庄的集体属性。但是，正如笔者在第一章所讨论的，关于社会资本的理论研究存在一个宏观与微观的二分。在分析社会资本的效应时，可以从宏观与微观两个层面入手，分别研究社会资本在这两个不同层面所发挥的作用。从本章开始，笔者的研究开始转向微观层面，也就是要集中探讨社会资本对于村民个人的影响。在这里，社会资本不再被视为村庄的集体属性，而成为了个人属性。具体说来，在本章以及接下来的第六章中，笔者将会探讨村民个人所拥有的两种不同类型的社会资本的存量多少对于其参与农村基层民主的行为与观念会产生何种影响。笔者的预期是，跨越型社会资本和紧密型社会资本对村民民主价值观念的影响是不同的，前者有助于培育村民个人的民主价值观念以及对于农村基层民主的积极态度，而后者则不利于村民个人民主价值观念的形成，从而导致村民对于农村基层民主持一种不置可否的消极态度。

在这一章里，笔者主要研究分析社会资本对村民个人参与农村基层治理的民主过程的影响，同时本章也将关注社会资本对有关村庄事务的政策制定过程的影响。笔者的预期是：跨越型社会资本和紧密型社会资本对政治参与的影响是不同的。社会资本的研究者坚持认为，如果一个社区的社会资本存量比较丰富，那么该社区居民对于民主过程的参与率就会比较高，更多的居民会积极参与到更大范围的政治活动当中。普特南指出：“在民主社区的公民要求更有效的公共服务，而且他们更愿意参与集体行动去实现共同的目标。”11382705尽管中国不是西方式的民主政治体制，但是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农村地区的一些改革，比如村委会的民主选举，村民代表大会和村民大会的建立，正逐步地推进农村基层治理机构的民主化进程。这些机构改革的后果之一就是，普通农民现在也有机会参与村里事务的管理，并且在事关全村利益的重大事件的决策上也有了一定的发言权。本书中对村民民主参与的衡量主要是依据在每个被调查村进行的对农民的访谈和村民对农村基层治理当中的民主参与的主观评价。通过对348个被调查村的数据的回归分析，笔者发现跨越型社会资本的存量能很大程度地解释民主参与水平的变化，而这样的民主参与对于农村基层民主的顺利运行是非常有好处的。但是，紧密型社会资本则会强化村干部和村民之间的私人庇护关系，所以这种社会资本只会动员农民参加到争取狭隘特殊利益的政治活动中。

本项研究主要是基于2013年对随机抽取的348个村庄的问卷调查得来的数据。经过对数据的分析，笔者试图对以下五个关键的问题作出回答。（1）中国农村地区的社会资本存量究竟如何？（2）不同类型的社会资本对中国农村的社会经济发展有着什么样的影响？（3）不同类型的社会资本对农村基层治理的影响是什么？（4）不同类型的社会资本对农村村民个人的民主价值观念有着什么样的影响？（5）不同类型的社会资本对普通村民参与基层民主过程有什么影响？本项研究的样本来自9个省与直辖市的348个村庄。考虑到本项研究样本的广泛性，笔者认为该研究结果可以推广到中国农村的其他地区。在最后一章中，笔者将对这些研究结果做一总结，主要是要对以上的六个问题作出回答，最后再分析这些研究结果的政治和理论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