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人类步入现代社会以来，伴随着工业文明的勃兴和巨型城市的崛起，以乡村为中心的传统文明结构开始发生根本性变动。在工业化和城市化的拉动下，农村人口不断流入城市，城乡人口结构发生巨大变化。都市的人口密度越来越高，而乡村尤其是那些偏远村落，则成为人口稀少的过疏地域，并由此而走向衰落。无论是欧美早发现代化的发达国家，还是后发的非西方发展中国家，都大体经历了这一过程。正是在这一意义上，我们可以说“都市的兴起和乡村衰落在近百年来像是一件事的两面”（费孝通，2007：254），成为时代变迁的重要标记。在现代工业社会，“对农民来说，农业的历史是痛苦的发展史，因为他们的精神状态和传统制度很难适应工业社会的需要，似乎有一种经济的和社会的衰退规律在威胁着农村社会”（让·雄巴尔-德洛夫，1985：59）。那么，工业化和城市化背景之下的乡村地域过疏现象为什么会发生，其进程到底会对现代社会产生哪些影响，则是学术界多年来密切关注的问题。本文试从公共性的研究视角，探讨村落过疏化背景下乡土公共性危机的发生及表现，并寻求重建之道。

20世纪90年代后期，以国企改革、单位制消解和社区建设勃兴为契机，从单位组织中分化出来的部分单位人转入社区，成为新时期城市社区建设的重要力量。国企改革及单位制的变革为社区精英的资本运作提供了特殊契机。单位社区精英因其掌握单位居住区“熟人社会”的关系资源，形成了颇具特色的资本构成，并在“资本”运作模式上也具有自身的独特性。单位社区精英凭借自身对“熟人社会”资本的巧妙利用与支配，与政府之间形成了良性互动和有效的资本转换，并在此过程中实现了自身资本升级。

中国的城市社区建设，从2000年前后开始，到现在经历了三个阶段。第一阶段是社区建设的发轫期（2000～2007年）。由于1949年之后我国采取的是一种单位体制，所以居委会基本上是一种典型的边缘性的存在。因此在社区建设发端的初期，大家几乎忘记了“社区”概念的含义。不由自主地发出了“社区是什么？”“社区在哪里？”的追问。的确，在当时的条件下，人们甚至连社区在哪里也弄不清楚。我记得当时到各地去看社区的时候，人们连社区居委会主任的办公室都找不到，因为他是在家里办公的，社区尚不是一种真正的实体性空间的存在。

村落过疏化的发生既源于工业化、城市化对乡村人口的吸纳，也是农民强烈的脱离乡村、面向城市的观念作用下主动选择的结果。乡村人口的流失，导致村落共同体内部自生公共性、以政府为载体的“公助系统”发生危机，村落共同体的价值认同也走向式微。由乡村过疏化而带来的地域社会衰落为我们展示出一种特殊的社会衰落类型，提出了“过疏地域社会何以可能？”这一问题。我们应弄清过疏村落社会的生成背景、过程及演进趋向，既要发挥政府的支撑作用，也不能忽略社会和市场力量的存在；反思单一的经济开发策略，由重视物的开发转变为强调文化价值的利用，寻找新的地域振兴主体，以实现乡土公共性的重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