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2年以来，北京市开始通过划分责任网格、搭建合作平台、规范运行机制、整合信息系统、鼓励部门融入等举措，逐步推广网格化服务管理体系。从现实情况来看，网格化服务管理体系有效提升了社会管理的精细化、服务化与综合化水平，但也存在着一些问题，需要通过完善规范流程与指挥机制、技能标准与合作机制、评估体系与参与机制加以解决。

在北京高校学生传谣意愿的调查中，约75%（或25%）的被调查者表示愿意（或不愿意）讨论自己最近听到的谣传。传谣的理由包括“交流娱乐”“相关”“求真相”等；不传谣的理由包括“不相关”“不确信”“太色情”等。在被调查者所列举的谣传中，负面谣传约占60%，正面谣传约占8%；过半谣传被感知到暴力、恶心、仇官、涉及领导、种群歧视、利己或专业；约80%的谣传被反驳过，但只有不到30%的反驳来源被认为是专业的；约70%的谣传被感知到涉及突发事件、传播可能被惩罚或涉及安全健康；约60%的谣传被感知到具有煽动性或利他性。通过统计分析传谣意愿与谣传感知的数据发现：①谣传与安全健康的相关度、谣传主体知名度、谣传类型是三个传谣意愿的线性正向显著预测因子。②专业且搞笑的谣传被传播的概率最高（94%），非专业且来源专业性较低的谣传被传播的概率最低（51.6%）。③情色度、恶心度、搞笑度、反驳知名度、领导级别、利己度、专业度分别与传谣意愿成“抛物线”形关联。④仇官或暴力程度与传谣意愿呈“U”形关联。

研究发现：首先，居民对谣传中的民生性、人物知名度、传者知名度、利他性的认知是传播意愿的显著预测因子。其次，居民对谣传中的领导级别、利己性的认知是传播与否的显著预测因子。再次，居民对谣言中的搞笑、领导层级、情色、专业、传者知名度、仇官、歧视、求证难度、反驳者专业、人物知名、恶心、指示、利他的认知是谣传知晓程度的显著预测因子。最后，居民对谣传中主体知名、价值性、危害性、敏感性的认知是谣言活跃度的显著预测因子。

北京市坚持以“一案三制”（预案、体制、机制和法制）为核心，以贯彻落实《中华人民共和国突发事件应对法》和《北京市实施〈中华人民共和国突发事件应对法〉办法》为主线，建立应急管理“五大体系”，形成“北京模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