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20世纪90年代以来，我国城镇化、工业化迅速发展，城市建成区周边的农田被大量征收用于修建城市道路、工厂和商品房等，近年来大学城和高新技术产业园区的发展浪潮又进一步侵蚀了城郊的耕地。在政府的制度安排下，城郊乡村被动卷入市场化的浪潮之中，大规模的集体土地被征用或征收、房屋被拆迁，“征迁”这一事件不仅人为地加速了城镇化的进程，也带来了农村社会及其人口的巨大变迁，这一变迁是多维度的、深层次的。失地农民在短时间内被压缩进城市空间，面临着劳动形式、生活方式和心理等方面的变化，引起了社会各界的普遍关注。本研究采取定性研究方法，通过对H市五个市县（区）大量的访谈和观察，对失地农民的乡城转型过程进行了系统的探究，揭示了失地农民在此过程中参与行动所呈现的真实图景和运行逻辑。本书将失地农民作为行动主体，以“参与-融入”为分析框架，分别从结构维度和变迁维度，提供了一种相对较为全面的研究视角和分析路径。失地农民的乡城转型包括两个特定阶段：一是城市迁移阶段，即由传统农民向失地农民的角色转型过程；二是城市融入阶段，即由失地农民向市民的角色转型过程。城市迁移是乡城转型的起点，而城市融入是乡城转型的最终结果，本书围绕这两个交替阶段的参与状况展开分析。首先在结构维度上，本书分别从整体和个体两个层面进行探讨。从整体层面来看，失地农民作为一个特定的群体，在向城市迁移阶段话语权缺失，参与率较低，难以在制度化的渠道内全面参与利益协商和博弈，只能被动地接受政府的制度安排。在进入城市并逐步融入城市阶段，失地农民也难以调整角色以市民的姿态全面参与到经济、社会、政治和文化中，由此形成一个在文化堕距基础上进一步深化的差序化的城市融入格局。因参与的有限带来了一系列不协调的乡城转型图景，失地农民在土地收益分配链中始终处于底端，无法获得公平的土地红利和城市化福利，他们在主观认同和客观现实方面基本位于城市的中下层，成为城市的边缘群体，由于未能获得合理且预期的土地红利，失地农民围绕“利益”这一核心与其他主体展开争夺，从而诱发了一系列的社会矛盾。从个体层面来看，失地农民内部已经出现了分化，他们具有不同的参与意识和行动，基于此维度可将其分为三种类型：积极进取型、被动顺应型和守旧依附型。个体的内在主体差异是造成失地农民参与动力分化的一个重要方面，除此之外还有社会结构因素，尤其是政府、社区、社会组织、集体经济等外部力量的不均衡分布造就了不同区域失地农民不同的参与机会。以上两方面因素的共同作用，形塑了迥异的城市融入样态：在社会分层体系中一部分人向上流动进入了精英阶层，而大多数人水平流动保持不变，另有少数人向下流动跌入底层。再从变迁的维度看，征地是一个长时段的演进过程，在30年的发展历程中，失地农民的主体意识日趋强化，参与行动逐步扩大，由此带来的是共享的内容和形式等诸多方面的变化。该变化主要表现在两个方面：一是从剥夺型征迁走向福利型征迁，失地农民获得的土地红利和城市福利呈现渐进式上升趋势；二是从社区融入走向社区融合，失地农民不再盲目地被动顺从、全面放弃原有的文化，他们中的一部分人开始意识到乡村文化的价值，试图用行动坚守自己的文化并影响城市社会，从而使社区内的融合成为可能。基于以上两个维度的分析论证，可以发现虽然今天在乡城转型过程中一系列的参加形式不断涌现，但是参与格局不甚理想，存在个人利益导向型的参与动机、政府功利化的参与赋权、失衡的参与主体以及失序的参与方式等诸多难题，阻碍了失地农民的城市融入进程。不同的社会参与格局形塑不同的城市融入结果，积极地参与对城市融入具有极大的促进作用，参与有助于失地农民获得城市融入的物质资本和权力资源，有助于失地农民获得城市融入的心理资本和人力资本，有助于失地农民获得城市融入的社会资本等。因此，使参与在良性的轨道上运行尤为必要。本书在此背景下进行理论探索，将“合作型参与”作为参与阶梯的最高阶段。合作型参与是指双方或多方利益主体以合作者身份共同实施行动，相互施加影响，实现协同互惠、平等享有权利的过程，其包括各主体自愿自觉行为、地位平等、在制度框架内理性参与等三个构成要素。合作型参与的具体实践离不开参与主体的回应、社会结构的支撑和动力机制的刺激等生成条件，以此为失地农民的乡城转型提供了一种新的理论模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