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１９７８年开始，中国经济改革进程从“行政性分权”进入“增量改革”，接着进入“整体推进”的时代（吴敬琏，２０１０）。经济转型开始呈现渐进式以及双轨式的特点。作为经济改革的重要组成部分，户籍制度改革以及住房市场改革也呈现渐进、双轨的特点，而且住房市场改革的进程将这一渐进、双轨的特点表现得淋漓尽致。

中国的城镇化进程产生了大量流动人口，不断以“流动就业”或“定居”方式融入流入地，带来大量租房、购房需求。在关于住房需求的研究中，家庭住房模式选择是一项重要内容。借鉴Henderson和Ioannides（1983）、Ioannides和Rosenthal（1994）的思想，本章在区分投资性和消费性住房需求的基础上，对家庭住房模式选择进行理论分析。住房模式分为仅租赁住房（Rent 1）、拥有自住住房同时租赁住房（Rent 2）、拥有自住住房（Own 1）及同时拥有自住和非自住住房（Own 2）四种模式。随着投资性与消费性住房需求之差的增大，家庭住房模式由低向高逐渐转变（Rent 1—Own 2）。已有文献基于中国转轨经济现实，认为市场力量和“单位”及“户籍”等体制性规则共同影响了家庭的住房模式选择（Li，2000；Huang and Clark，2002）。本章进一步分析中国户籍制度特点对居民住房模式选择的影响机制，认为户籍背后本、外地居民间公共服务的不均等增大了有定居意愿外地居民的定居成本，降低了其投资性需求，外地居民倾向于选择较低住房模式。

外来人口在流入地倾向于租房这一结论，似乎与中国较高的住房自有率相矛盾，但若从流入地和流出地两方面对外来人口的住房模式进行完整的分析，则对前述问题能有一个更清晰的认识。在CHFS 2011的样本家庭中，除Rent 1、Rent 2、Own 1和Own 2四种模式以外，还有一种住房模式，即“拥有住房但并不自住反而租赁其他住房”（R&O）。R&O住房模式便属于投资性住房需求与消费性住房需求在空间上产生分离的情形，本章主要针对此种住房模式加以分析。

作为一枚硬币的两个侧面，外来人口（流入地的角度）和外出人口（流出地的角度）都包含在流动人口的定义内。由第二章和第三章的分析可知，现行户籍制度下流动人口在流入地进行定居面临较大的定居成本、受到隐性的定居限制，人口流动呈现“流动就业”的特征。在流入地租房居住，而在其流出地拥有住房成为外出工作期间的一种过渡性住房模式。大部分的流动人口终将返回其流出地进行定居，因此本章站在流出地的角度对家庭的住房需求进行讨论。外出人口在外工作时与其户籍地家庭保持密切联系，汇款成为其重要的经济纽带。本章借助“新迁移经济学”的分析工具对外出人口及其家庭在流出地的住房需求加以分析。在新迁移经济学的视角下，迁移行为是家庭层面最优决策的一个结果，家庭中迁移人员与非迁移人员在一个“隐含的契约安排”（Implicit Contractual Arrangement）下收益共享、成本共担，而“家庭汇款”是非迁移人员从迁移人员处得到的一项重要支持。正是对家庭以及汇款的强调，新迁移经济学是一个对中国流动人口进行分析的合适工具。

第二至第四章分别从流入地（外来人口）和流出地（外出人口）的角度出发对家庭住房需求进行了研究。在一个城市（或住房市场）中，不仅有户籍仍在外地的外来人口，同时也会有部分户籍在本地的人口外出。在第二章中，户籍背后居民享受基本公共服务的不均等，使有定居意愿的外来人口在当地的定居成本较大而更倾向于选择租房居住；而在第四章中，外出人口的“家庭汇款”则可以促进流出地家庭进行住房投资，外来人口与外出人口对当地住房市场需求面的影响机制不同。但在以往有关流动人口对房价影响的研究中，更多的是仅站在流入地的角度考察外来人口的影响，对外出人口的影响有所忽视。本章则在第二至第四章研究的基础上，结合以往文献中对流动人口与住房市场的研究成果，利用70个大中城市的流动人口数据，围绕外来人口和外出人口对房价的影响展开实证分析。

从第一章导论及第五章可知，流动人口因自身“流动就业”的特点可能使其购房需求和租房需求并不会稳定在一个城市之中，尤其是对倾向于在流入地城市租赁住房的流动人口来说，一旦当地工作机会变少、就业形势严峻，极易前往其他城市寻找工作或“回流”至家乡而退出当地的住房租赁市场。流动人口自身“流动就业”的特点可能加剧了整个住房市场的租金波动。

本章在前面几章所进行理论分析以及实证研究的基础之上，对有关中国流动人口对住房市场影响的主要结论做出总结，之后提出若干建议，供政府制定政策、企业和家庭做出决策时应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