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过去的100年间，世界人口的增长率经历了两次巨大的变化——人口的快速增长和人口的急剧下降。在几千年、几万年甚至是十几万年的历史中，人口的增长速度是非常缓慢的，但从18世纪中期开始，人口增长率慢慢变得越来越快，到20世纪后半叶，人口增长率快速增长，全世界每年的人口增长率达到了2.06%，这种人口增长速度被称为“人口爆炸”；进入21世纪，世界人口增长率又开始急剧下降，50年间人口增长率下降到高峰时期的一半左右，为1.16%；结合联合国对未来的世界人口增长率的预测，21世纪末全世界的人口增长率将可能为0，甚至接近-1%；从人口总数来看，世界人口经历1950年到2000年左右20亿到70亿的快速增长阶段和2000年之后80亿到顶峰100亿再开始减少的阶段。对比1970年以来，不同国家总和生育率变动趋势可以看出，不管是什么政治制度、什么文化背景、什么经济发展水平、什么宗教信仰，生育率下降都是一个全球的趋势。如韩国1980年后的生育率一路往下走，现在差不多是世界上生育率最低的国家；泰国1990年后的生育率已下降至更替水平以下，并保持继续下降的趋势；伊朗和阿拉伯联合酋长国从20世纪90年代开始生育率大幅度下降，2000年后总和生育率相继低于更替水平，伊朗的生育率1990～2000年下降的速度快于中国的70年代。因此，低生育趋势是个全球现象。71342914低生育率是个动态标准，国际上有两种关于低生育率的划分口径：一种是极低生育率（lowest-low fertility），指总和生育率在1.3以下；另一种是很低生育率（very low fertility），指总和生育率在1.5以下。陈友华认为低生育率应以更替水平为标准71342915，国家计划生育委员会也称生育水平在更替水平以下为低生育水平71342916。胡鞍钢71342917认为，总和生育率保持在更替水平很窄的范围内才能保持人口的可持续发展，总和生育率小于1.8或者大于2.1都是不可持续的，当总和生育率小于1.8时，会出现少子化；小于1.5时，会出现严重少子化；小于1.35时，会出现超少子化71342918。根据联合国人口数据库，1995～2000年中国妇女总和生育率不足2，为1.80；2000～2005年中国妇女总和生育率降为1.77，其中城镇妇女总和生育率已经低于1.3，农村低于1.871342918。如果对低生育率的探讨以低于更替水平为标准的话，从1992年起中国就已经进入低生育水平71342920。陈友华认为，中国未来将面临低生育率带来的各种结果，如人口老龄化加速、家庭功能的急剧弱化、社会保障压力增大、独生子女家庭的抗风险能力的弱化、社会缺乏生机与活力、经济因人口负债而陷入结构性衰退等71342921。因此，对于低生育率现象的探讨，解释背后的原因和变化的动力机制更有利于理解中国当下的生育形势，从更为宏观的角度分析生育政策调整下的生育行为。下文着重梳理低生育率的相关理论，由此分析生育行为的抑制因素。

2013年的单独两孩和2015年的全面两孩生育政策调整重新引起了学者们对生育政策的关注，其关注重点集中在1980年开始执行“一对夫妇只生育一个孩子”的生育制度至今，生育政策中有关数量控制的较大调整会产生什么影响，以及生育政策为什么调整和如何进一步调整。要想回答以上问题，我们必须先清楚：生育政策调整前的生育水平、生育政策调整后的生育水平以及判断生育政策是否适度的标准。本书尝试将不同学者对以上问题研究的结论进行对比，通过基础数据的收集、分析方法的研究、相关结论等要素的分解在分歧中找寻有关对当下生育形势和生育政策调整的共识。

2013年11月15日，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全面深化改革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启动实施一方是独生子女的夫妇可生育两个孩子的政策，简称“单独两孩政策”。2015年10月29日，党的十八届五中全会明确提出“坚持计划生育的基本国策，完善人口发展战略，全面实施一对夫妇可生育两个孩子政策，积极开展应对人口老龄化行动”，即全面两孩政策。由此，现行的计划生育政策进入了一轮新的调整与完善周期，而生育政策调整下的生育行为研究成了学界的研究热点。由于单独两孩和全面两孩政策调整间隔短，现有的有关生育政策调整下的生育行为研究主要集中在单独两孩政策调整前生育行为预测研究和单独两孩政策调整后生育行为分析，少量的文献涉及全面两孩政策下生育行为预测研究。生育政策调整下的生育行为预测主要估算生育政策调整后，可能新增的生育总量和这些生育量按年份的释放进程，回答是否有生育堆积的可能，以及对经济、社会可能的影响等问题。但回顾现有的研究发现（见表5-1、表5-2），大部分预测与实际情况大相径庭，如国家卫生和计划生育委员会数据显示，每年将增加超过200万个新生儿，但截至2014年12月，符合条件的1100万对单独夫妇中，有106.9万对提出申请，低于官方预期71343054。表5-1 全国范围内单独堆积家庭生育行为预测结果对比表5-2 湖北范围内单独堆积家庭生育行为预测结果对比从表5-1、表5-2中我们可以看出，现有的生育政策下的生育行为预测结果有很大差异，本书尝试通过梳理已有的文献来解释为什么会出现如此大的差异，指出其预测方法的不足，并提出相应的改进建议，以完善生育政策调整对生育行为影响的预测方法。

生育是人口分析中重要的事件，在人口学研究中，人口数量和结构一直是学界关注的重点，生育水平的大小直接关系到人口数量的增长和人口结构的变化，人口生育也是人口平衡方程中的重要变量，是人口增长的单一因素。人口生育研究主要集中在生育测量、生育变迁及其影响因素研究。曾毅认为生育具有两个维度特征，包括生育数量与生育结构（出生性别比和生育年龄或间隔）。其中，生育数量因直接影响人口增长而受到的关注和研究分析最为丰富，但生育数量分析是一件很复杂的事情，其需要一一剥离影响生育风险的因素，综合度量生育数量变化趋势。生育数量的研究主要集中在对生育率的关注与研究71343090，然而，对生育率研究方法却很少总结，相关研究包括陈卫对改革开放30年来我国生育数量研究方法的总结，对生育模型研究文献的综述71343091。于学军和解振明从生育水平、生育模式、生育率转变及其决定因素、生育率下降后果等方面总结了我国生育率研究的主要结论与观点71343092。国内相关文献中生育率分析方法既有从西方引进的各种生育率指标和生育模型，也有国内学者为了适应我们自己的需要而改进和创建的指标与模型。关注生育政策调整下的生育响应，就必须选定生育水平度量指标与生育模型，知晓不同指标与模型的优劣，因此本书将从生育数量测量指标和生育模型两个方面回顾和总结国内有关生育水平分析研究中所使用的主要指标与模型、各自的优缺点、适用范围，以及这些指标与模型对我国生育水平研究的贡献。

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统计公报显示，2016～2018年出生人口和生育率呈现逐年下降的趋势，特别是2018年出生人口只有1523万人，相对于2016年下降了263万人，下降幅度为14.73%；相对于2017年下降了200万人，下降幅度为11.61%71343112。2017年全国生育状况抽样调查数据显示，在2006～2016年出生的孩子中，一孩的比例总体呈下降趋势，二孩的比例呈先下降后上升的趋势。生育政策调整下二孩生育数量的波动是容易解释的，但一孩总和生育率从2011年的0.88下降到2016年的0.67，生育数量从2010年的1000万人左右下降到2017年的724万人，这种幅度的下降应引起足够的重视。结合生育意愿调查结果来看，育龄妇女平均理想子女数为1.96个，平均打算生育子女数为1.75个71343113，类比陷入低生育率陷阱的欧洲国家，理想子女数一般都在2.5个左右，即使希腊、意大利、西班牙这样处于极低生育率的国家，人们的理想子女数也超过2.1个71343114。因此，无论是实际生育水平、生育孩次结构还是意愿生育水平，都预示着中国人口生育率转变已完成，低生育现状不容忽视。一孩出生数量逐年下降，反映出中国人口低生育率的发展趋势；二孩生育政策遇冷，说明释放的生育潜力低于预期。无论是从实际生育水平、生育孩次结构还是从意愿生育水平来看，生育行为都存在诸多的抑制因素，已经进入以成本约束为主导的低生育率阶段71343115。为什么中国人口转变如此迅速，生育政策调整前实际生育水平是多少，生育政策调整后育龄妇女有着什么样的生育响应，其调整对生育水平的变动趋势产生了哪些影响，这些问题的答案是否预示中国已陷入低生育率陷阱。下文尝试通过国家统计局和国家卫计委公布的数据对以上问题进行分析，以描述生育政策调整下生育形势的全貌，为进一步的生育政策调整和家庭政策制定提供参考，以促进人口长期均衡发展。

从实施单独两孩政策以来，生育政策调整已经过去了六个年头，包括单独两孩和全面两孩在内的生育政策调整的影响是全面而深远的，特别是对生育率的影响是人口学界关注的重点。但梳理已有的文献可以看出，学界对生育政策调整下生育率变动的研究主要集中在生育政策调整下未来生育率的预测上，其很难反映出生育政策调整对生育率的真实影响。有些研究利用已有数据实证分析了生育政策调整对生育率的影响，但鲜有的几篇文献缺乏深度，只是关注到生育数量的变化，并没有分析生育政策调整对生育模式的影响，即年龄别育龄妇女生育率的变化、生育年龄的变化、不同孩次生育率的变化等。因此，本书试图利用国家统计局公布的全国1%人口抽样调查样本数据和全国1‰人口变动调查样本数据中年龄别育龄妇女人数、育龄妇女分孩次年龄别生育数等数据，分析生育政策调整对不同孩次的生育率、年龄别育龄妇女的生育率、育龄妇女分孩次生育年龄等变动的影响，即对生育政策调整前后不同年份的生育数据进行对比分析，利用生育政策调整前后生育率、生育模式等波动反映出生育政策调整对生育率的全面影响。

目前，“80后”群体正大规模进入生育期，在生育政策调整的背景下，这一群体的生育意愿将成为影响生育水平的重要因素。影响社会生育水平的两个主要因素包括国家的生育政策和育龄群体的生育意愿。在生育政策方面，2013年11月15日，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全面深化改革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提出，“启动实施一方是独生子女的夫妇可生育两个孩子的政策，逐步调整完善生育政策，促进人口长期均衡发展”。由此，现行的计划生育政策迎来了一轮新的调整与完善，并逐步放开二孩生育限制。在育龄群体的生育意愿方面，2014年“80后”年龄范围为25～34岁，而年龄别育龄妇女一孩的生育峰值期集中在28～30岁，年龄别育龄妇女二孩的生育峰值期集中在33～37岁，“80后”已经进入生育峰值期。北京市人口研究所2013年12月的生育意愿调查显示，在单独两孩政策背景下想要二孩的被访者中，30～34岁年龄组占54%，也就是说“80后”是二孩生育的主体，35岁及以后打算生育二孩的比例显著下降，不足20%71343144。由此可见，数量巨大的“80后”生育意愿的变化左右着生育政策调整的效果，左右着国家的生育水平与人口结构，左右着人口长期均衡发展。本章以江西省为例，结合生育政策调整对“80后”生育意愿进行了实证调研，尝试为未来的人口形势预测提供一定的借鉴。

学界已有相关文献探讨我国生育行为可能的抑制因素以及提出“鼓励按政策生育”的相关办法，如生育政策调整下的生育意愿研究显示实际子女数低于意愿生育子女数，意愿生育子女数低于理想子女数，反映出部分家庭“能生”且“想生”，结果却“没生”，并认为经济条件差和缺乏家庭支持是抑制生育的重要因素71343150。但很少有通过生育政策调整下生育行为的实证研究来分析二孩政策下生育行为结果及其抑制因素。因此，本书采用2016年全国流动人口动态监测调查数据，以生育政策调整前已生育一孩的育龄妇女为研究对象，探讨在二孩政策背景下流动人口生育行为的影响因素。之所以基于流动人口动态监测数据来分析，是因为二孩生育行为以及抑制因素分析属于微观层面研究，这有赖于具有一定代表性的包含生育史回顾的全国调查数据库的支持，2016年全国流动人口动态监测调查数据正好符合这些要求。杨菊华的《流动人口二孩生育意愿研究》一文也采取了相似的研究设计，即以已生育一孩的流动人口为研究对象分析二孩生育意愿及其影响因素71343151。与其不同的是，本章关注的是二孩的实际生育行为及其抑制因素，从而更为直接地回应生育政策调整下生育响应情况和实际生育水平低于预期的原因等命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