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些年来，随着“大数据”这一概念在国内的普及，越来越多的来自各学科领域的学者意识到调查与量化科学研究对中国研究的重要性，这种意识超越学术界，影响了整个社会。很多学者、学术机构或社会企业都进行过采集数据等一系列尝试，其中不乏值得肯定的工作成果，但绝大部分调查通常是区域性或专题性的，样本量有限，样本代表性有限，无法满足多样化的研究需要。早在2006年，北京大学就成立了中国社会科学调查中心（以下简称“调查中心”），致力于社会科学领域的调查数据采集和对中国社会问题的实证研究。依托调查中心，中国家庭追踪调查（China Family Panel Studies，CFPS）项目得以立项70640111，该项目力图为学术界、为所有对中国社会感兴趣的学者，乃至社会各界人士提供公开、免费、高质量的数据。以CFPS数据为基础，自2009年起，调查中心推出“中国民生发展报告”（以下简称“报告”）系列70640112，对与中国民生相关的主要议题及热点话题进行全面描述和分析性解读。其中，我参与写作并负责主编了2013年、2014年、2016年的报告，并有幸于2018年继续主持报告的编写工作。目前，CFPS已成功实施了四期全样本追访工作，前三期追访调查分别于2012年、2014年、2016年实施，最新一期2018年的数据尚未发布。70640113因此，本书的各章节内容主要基于2016年及此前的数据，对中国社会近几年的民生热点进行全面、客观的分析。此外，本书也将为各位读者介绍和分享CFPS的调查方法与经验。

本章的主要内容是基于2016年中国家庭追踪调查（China Family Panel Studies，CFPS）数据，描述2016年中国家庭纯收入和人均家庭纯收入的水平和构成，同时基于CFPS 2014，与2014年中国家庭纯收入和人均家庭纯收入的水平进行比较。我们将家庭收入按其来源分为工资性收入、经营性收入、转移性收入、财产性收入和其他收入。其中，工资性收入是指家庭成员从事农业或非农受雇工作挣取的工资（税后）、奖金和实物形式的福利。经营性收入是指家庭从事农、林、牧、副、渔业生产经营扣除成本后的净收入（包括自产自销部分），以及从事个体经营和开办私营企业获得的净利润。转移性收入是指家庭通过政府的转移支付（如养老金、补助、救济金）和补偿金（征地补偿金、住房拆迁补偿金）以及社会捐助（包括现金和实物）获取的收入。财产性收入是指家庭通过投资及出租土地、房屋、生产资料（如机械设备、运输工具、耐用品、牲畜）等获得的收入。其他收入是指通过亲友的经济支持或赠予等其他途径获取的收入。首先，我们对收入数据的清理过程进行说明。2014年和2016年的CFPS在个人问卷和家庭问卷中都调查了工资性收入，即通过个人问卷收集了每个从事受雇工作的受访者的工资性收入，同时由家庭问卷的填答者报告家庭总收入。由于大量家庭（尤其是农村家庭）有家庭成员外出务工，部分家庭问卷的填答者不一定了解外出务工家庭成员的确切收入，只能依据寄回家的工资性收入进行估计，因此通过家庭问卷调查所得的家庭工资性收入可能偏低。为了避免家庭收入被低估，在数据清理过程中，我们以家庭问卷报告的工资性收入为基础，如果遇到缺失值、0值或农村家户个人问卷加总的工资性收入高于家庭问卷报告的收入的情况，则用个人问卷工资性收入的加总值来插补。需要注意的是，由于电子问卷跳转的问题，CFPS 2016个人问卷中主要工作的工资性收入出现了大量缺失值，我们在插补这些缺失值的基础上，利用收集和插补的个人工资性收入计算每个家庭中个人工资性收入的加总值。个人问卷中主要工作工资性收入的插补方法参见章后附录。

作为实现社会流动的重要渠道与阶层代际传递的重要机制，教育历来是社会科学关注的主要议题之一。国际现有的研究显示，家庭的社会经济地位（通常以家长的受教育程度、家庭收入以及家长的职业这几个标准来衡量）对于儿童的教育成就有着非常重要的影响。而儿童的教育成就也因此从早期就出现不平等的情况。具体来讲，来自低社会经济地位家庭的儿童在教育成就方面显著低于来自更高社会经济地位家庭的儿童（Duncan et al.，1994；Duncan et al.，1998；Duncan et al.，2010）。以往的研究对于这种差异产生的原因持有不同的观点。一部分研究认为，这种差异的主要原因可以归结为家庭间经济资源的差异。具体来说，高社会经济地位的家庭有更高的收入和更充裕的财富，这使得这些家庭的家长可以购买更多且质量更优的教育产品和服务，如为孩子请家教、送孩子去补习班或课外辅导班等。同时，相对于低社会经济地位家庭的家长，高社会经济地位家庭的家长还有能力改善家庭的居住环境，如购置图书和电子产品等，从而为儿童营造一个稳定和有利于认知能力与学业发展的家庭物质环境（Becker & Tomes，1994；Duncan et al.，1994；Kaushal et al.，2011）。与以上这些认为经济因素对于教育成就有十分重要影响的研究不同，另一些研究认为，导致来自不同社会背景的儿童在教育成就方面产生差异的主要原因是不同背景家庭的家长在养育儿童的行为、策略与态度方面存在不同。比如，来自高社会经济地位家庭的家长普遍具有较高的受教育程度，从而对于教育的重要性有更加深刻的认识和认同。这使得他们更加积极地投入到儿童的教育事务中，更加关心和注重自己孩子的学业发展和成就（Lareau，2011；Mayer，1997）。

对社会上绝大多数人来说，获得目前的社会位置需要经历漫长的生命历程：从家庭或父母那里继承最初的出身起点，经由家庭和学校教育的洗礼，在历练中成长，成年后走向社会，进入劳动力市场，随后，在工作与职位的变动中或在家庭生活中找到他们的归属，正是一路走来的人生轨迹和转折造就了他们最终获得的社会经济地位。毕竟，一夜暴富或一夜成名的传奇故事仅属于极少数人，大多数人的成长则要遵循他们各自的生命轨迹。其中，家庭环境、学校环境、工作环境和更大的社会环境很大程度上左右了他们在人生不同阶段面临的机遇与挫折。在历年的《中国民生发展报告》中，我们始终关注的一个主题是中国的社会分层或不平等。所谓分层（stratification）是指人们处在高低不同的社会位置之上。社会现象的本质就是异质性（谢宇，2006），而社会位置上人与人之间异质性的具体表现就是不平等（inequality）。不平等无处不在：人口之中教育成就有高低，收入与财富有多寡（第一章）；在消费能力与行为上既有享乐型的家庭，也有节衣缩食、负担沉重的蚂蚁型和蜗牛型的家庭（第二章）；一方面中国的女性已经开始显现出教育上的竞争力，而另一方面男性却在职业、工作权威与保障、社会参与和家庭中拥有更大的优势（第四章）；农村家庭在对男童和女童的医疗关注度上也不同（第七章）。但是，不是所有的不平等都必然引发不公平感，这取决于这些分配是否违背了人们对合理规则的共识。对一个社会的良性发展来说，重要而现实的不是消灭一切不平等，而是充分实现社会的流动性或开放性——让普通人能在他们的一生中通过努力和把握机遇改善最初的不利境况，或者让他们的后代有机会实现向上流动。而社会流动的过程，通常不是始于成年以后，而是早在人们幼年时期就已经开始了。人的早年经历和在人生早期阶段的发展会对他们后续的人生产生影响，甚至是相当持久的影响。人的早期发展，除了基因或一些与生俱来的特质之外，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家庭、学校、社区为他们提供的发展环境。西方研究发现，底层孩子的人生发展或向上流动的困境往往不是从他们进入劳动力市场或从他们无缘于大学教育才开始，相比于较高社会阶层的孩子在成长道路上的步步领先，底层孩子的发展从幼年起就已经节节落后，而且有可能陷入恶性循环，致使他们的下一代也输在起跑线上。在美国，社会阶层的固化始于家庭在生育、子女抚育和教育上的两极分化：贫困家庭、低受教育程度的人群更可能未婚生育，更可能单亲抚养子女，更可能以放任自流的方式养育子女。他们的孩子从小面对的就是家庭经济的匮乏，家庭关系的脆弱、破碎和混乱，家庭教育上的专横与放任，他们生活的社区带给他们的也是贫穷、犯罪、不信任和低自我效能的亚文化，即便个人拥有强大的抗逆力和积极的意念，也难以抵御恶劣的生存环境对他们的接连打击。相比之下，中产阶层和上层家庭的养育模式越来越回归传统的双系抚育，而且夫妻双方就业使得家庭收入和财富更为稳固。这些家庭极其重视对子女的栽培和教育，这在他们对婚姻的态度、对生育的把控、对子女学校和课外活动的精心安排与参与等早期投入上均有所体现（Lareau，2011；帕特南，2017）。事实上，已有研究显示，人生发展的优势很大程度上在早期就已经奠定下来，认知能力和非认知能力在学前阶段（0～4岁）就已经迅速发展起来（Heckman，2006），基于少儿在7岁左右（甚至更早）体现出来的认知能力和非认知能力的差异就已经能够预测他们成年后在许多重要发展结果上的分化（Currie & Almond，2011；Currie & Thomas，1999；McLeod & Kaiser，2004）。不仅如此，认知能力和非认知能力对人未来的教育、就业与工作、婚姻乃至健康和寿命都有重要影响（Cuesta & Budría，2017；Karraker et al.，2015；Thornton et al.，2007）。以往中国的分层研究，包括我们历年出版的《中国民生发展报告》，对成年人的教育不平等、性别不平等、职业和收入不平等的表现与机制已进行了相当多的探讨。在此次专题报告中，我们拓宽了观察的视野，聚焦人生早期发展上的不平等，即少儿阶段的表现和家庭投入的差异。我们的报告显示，在中国正在成长的下一代中，分化已经在少儿阶段出现。生活在河南、甘肃等中西部地区及农村的少儿在身高、体重上显著低于广东、上海地区和城镇的少儿；收入越高的家庭，少儿的生长发育状况越好，出现生长发育迟缓、体重过低或超重的概率越小（第六章）。生活在农村与城市的少儿、农业户籍与非农业户籍的少儿在字词、数学测试上显示出了明显差距；城乡少儿在高中入读率上也存在差别（第八章），由于高中教育是通往高等教育的必经之路，农村和农业户籍的孩子更可能由于教育止步于高中以前而失去更多的人生发展机会。过去的文献探讨了学校教育造成的教育分化，如重点中学与普通中学对孩子升学的影响等（如王威海、顾源，2012），如今学校教育之外的影子教育（shadow education）也日益成为升学竞争中的一个重要因素（Buchmann et al，2010；Byun & Park，2012；胡咏梅、范文凤、丁维莉，2015；薛海平，2015）。这些年，中国教育市场的扩张势如破竹，课外教育机构的发展如火如荼，从CFPS的纵贯调查中也可以看到，少儿参与课外班的比例不断上升。来自城镇和高收入家庭的孩子参加课外辅导的比例更高，这些家庭对孩子参加课外班的投入也更多，而且越来越重视通过课外辅导提升孩子才艺方面的素质。当低收入家庭也开始提高孩子的课外补习率时，高收入家庭已将关注点转向低龄子女的才艺培养（第九章）。在如今教育系统的选拔越来越重视学生的综合能力、在国内自主招生和出国留学机会迅速增长的趋势下，城乡和不同阶层家庭的学生在把握教育机会上的差距已经显现（李忠路，2016；吴晓刚，2016；吴晓刚、李忠路，2017），显然，城镇和高收入家庭在课外教育上的投入也是试图在子女的培养上抢夺先机。虽然较之西方家庭，受儒家文化影响的中国家庭普遍对子女的教育期待较高，并认为父母对子女的教育负有重要的责任（Stevenson & Stigler，1992），但我们的分析显示，家长对子女的教育期望、家庭教养环境这些非经济资源在不同社会经济地位的家庭和家长间的差距也已经拉开：社会经济地位越高的家庭，家长越警惕离婚对孩子成长的负面影响，而且在这些家庭中，教育期望与家庭环境对少儿教育表现的影响更加突出（第十章）。即便是在离婚家庭中，单亲母亲相对较高的社会经济地位及其对子女教育的投入也在一定程度上降低了离婚对子女在学业和其他方面发展上的负面影响（第十一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