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乡村旅游”“精准扶贫”“遗产保护”成为近年来探讨乡村保护与发展议题的关键词。本文选取大理市宾川县的萂村为个案，萂村的保护与发展，是“乡村旅游”“精准扶贫”“遗产保护”三重语境的共同发声。“乡村旅游”“精准扶贫”“遗产保护”是可以助力萂村发展的有效元素，但在具体的萂村实践中，出现以下两个问题。一是“乡村旅游”“精准扶贫”“遗产保护”的在地化问题，具体表现为地方对话语的领悟执行力，以及与地方环境对接的能力问题。二是三重语境有各自的权力发声主体，之间缺少沟通与协商，以致各自为政。三重语境问题勾勒出萂村新一轮的发展问题，促成民众的争议与热议。不同群体以不同形式的发声渠道，参与乡村发展的自觉实践，这是乡村权力洗牌、重组、重新确立的过程，也是由乡村发展问题带动的乡村能动参与过程。三重语境都是实现乡村内生发展的有效途径。

本文以盐这一既是生活必需品又是历史上的重要战略物资的存在作为引入，引出了作者以盐为切入点对云南历史和社会进行的研究。根据问题的提出，本文介绍并界定了本研究涉及的三个核心概念“滇盐古道”“云南盐业社会”“经济共生”，并对古道与“路学”、盐与地方社会、云南民族关系的相关研究展开述评并进行理论对话。本文还阐述了本研究的思路，本研究结合点、线、面，实现民族学、人类学的区域研究探索，整合滇盐古道官道、商道、文道的三个面向，探讨滇盐古道周边区域的经济共生、文化交融及二者的关系。

本文在梳理滇盐的发展脉络及滇盐生产的总体特点的基础上理解滇盐的区域意义。滇盐的发展伴随王朝国家对云南的步步经略，“柴”“运”“税”成为国家经略与地方形势共同促成的滇盐生产特点。盐政的变化是理解滇盐发展历史脉络的核心切入点，滇盐盐政经历了从“官运官销”到“民运民销”的转换过程，具有极强的时代性。盐井地本身也是理解云南国家化进程的标本。政府通过云南盐井进入国家朝贡网络体系、云南盐井地方宗教信仰体系的置换、云南盐井地方社会进入国家道德秩序的体系范围内等诸多形式，完成云南盐井的国家化。

本文围绕云南盐业社会人群构成、盐井移民社会、盐业社会的生活和盐业社会的区域共治展开讨论。云南盐业社会的人群可粗略地分为盐业的直接生产群体和间接生产群体两大类，民族构成成分多元。云南盐业社会是典型的“移民社会”，大多数云南盐井地在汉族移民的影响下形成以汉文化为主导兼具多元文化的文化形态。云南盐业社会“以卤代耕”的生计方式，成以食盐交换及其他附生经济为依托的经济形式，具有以盐为中心的人群聚集与分工的社会形态，以盐井地为核心拓展出去的区域体现出特有的区域协同能力。

本文主要通过对云南古道的研究来关注盐要素与道路之间的密切关系。本文指出，云南既有的古道网络图中，盐井地和盐运中转站是古道网络中的节点，因此笔者将围绕滇盐产地及盐运中转站辐射开去的古道交通称为滇盐古道，意在开展对云南古道交通的补充研究。滇盐古道同样具有云南古道的官道属性与民道属性，滇盐古道建设同样是国家化进程的一部分，同时，其生命力源自道路的民道属性。滇盐古道建设是食盐顺利产销的重要一环，涉及盐业生产资料的正常供给和成品盐的安全运输，历来为盐业官员与地方民众所重视。

本文从“共生”理论出发，对滇盐古道周边区域的经济共生形态进行了重点阐释。共生理论最初始于生态学界，用于指出物种间的共存关系，后被从生态学界引借到人文社会科学领域。滇盐古道周边区域经济共生样态的形成，有区域独特生态环境背景的支撑。生态多样性与文化多样性的存在，以及坝子—山地社会形貌的存在，使区域间的互通成为必然。滇盐古道周边区域的经济共生主要呈现为两方面：盐井地除食盐之外的生产生活资料，都需要周边区域的供给；围绕盐的流动及其他商品的流通，物资在区域范围内得以盘活，滇盐古镇周边市场得到发展。

本文主要分析了滇盐古道周边区域民族交往的方式，以及文化、信仰、风俗习惯交融的情况。从非经济交往过程中的婚姻和语言要素入手，可以看出滇盐古道周边区域的民族之间呈现和谐的关系形态。这种民族和谐样态主要呈现为交融的文化和信仰，一个重要衡量指标就是盐文化信仰圈的形成。云南的盐业神信仰分布于诸盐井地，以盐井地为核心形成圈层，在一些重要的食盐汇聚地和盐运中转站，也会形成盐业神信仰空间与文化。此外，在流动的饮食中，在多样的民风民俗中，可以感知民族和谐关系嵌合到日常生活中的稳固样态。

本文从三个面向的议题阐释了云南盐业社会、滇盐古道研究的发现。第一个方面是路学视域下的滇盐古道，本文指明了滇盐古道具有连通性、开放性、互动性、聚合性的道路特性，其研究能够为区域民族和谐关系的理解提供重要的解释。 第二个方面是云南民族和谐关系的解释路径，本文从历史的维度、日常生活视角（物质文化视角）、经济共生的指标维度丰富民族关系和谐的解释力，为云南民族文化大省建设提供了历时性的框架解释。 第三个方面是云南盐业社会的类型学意义的探讨， 本文指出了一条从云南盐业古镇古村思考发展问题的路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