习近平总书记在浦东开发开放30周年庆祝大会上的讲话中指出，“科学技术从来没有像今天这样深刻影响着国家前途命运，从来没有像今天这样深刻影响着人民幸福安康。我国经济社会发展比过去任何时候都更加需要科学技术解决方案，更加需要增强创新这个第一动力”。当前，科学技术创新在经济社会发展中发挥着越来越关键的作用。如何把握科技创新对经济社会产生的各种影响，把人文和伦理的思考带到科技发展与治理的过程中，降低各种潜在的风险，促进科技向善，就变得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加重要。

人工智能治理具有清晰的生成逻辑，它是人工智能发展的“核心驱动层”推动治理的“环境变革层”，在不同“认知适配层”的规范下而形成不同“治理范式层”的过程，其认知图谱主要表现为技术逻辑、制度逻辑、文化逻辑和资本逻辑，不同逻辑下人工智能治理的议题理解、价值导向、主体关系、路径依赖和工具选择具有差异性，亦各自具有不可回避的理论困境。人工智能的复杂性决定其治理需建构包容性框架以实现内生性逻辑与建构性逻辑、一般性逻辑与情境性逻辑的统一，为此，研究构建了基于“共性价值—结构要素—行业场景—微观操作”的人工智能治理综合分层框架，详细阐释了各框架的价值导向、功能定位、治理原则、关注对象、主体间关系结构和工具选择，并揭示了该框架从宏观到微观的维度衍变，从抽象到具体的内容衔接，该框架启示人工智能治理需体现多元认知逻辑的融合，嵌入多样治理范式的协同，实现多维目标系统的平衡。

本文立足于我国新一代人工智能的鲜明时代特征与多重治理挑战，全方位探析新时期我国人工智能治理的核心问题，创新性构建我国人工智能适应性治理的工作框架，并系统性刻画我国人工智能适应性治理的范式变革。研究发现：（1）我国新一代人工智能治理的核心问题主要包括整合技术社会复合体的离散性认知、实现系统生态主权的非均衡调适、突破包容审慎探索的有限性实践三个方面。（2）我国新一代人工智能适应性治理已经形成以“逻辑内核—秩序重构—监管响应”为核心构成的清晰工作框架，其中技术社会复合体、生态重心偏移、秩序需求重构成为其稳定特性存在，而治理对象、治理理念、治理主体、治理工具则成为其动态特性存在。（3）我国新一代人工智能适应性治理经历了探索式治理（2016年前）、回应式治理（2017～2019）、集中式治理（2020～2021）、敏捷式治理（2022年至今）的范式变革历程，并且不同范式下技术创新力度与风险规制力度的组合特征存在显著的阶段性差异。

人工智能以其强大的技术辐射效应，日益成为全球经济发展新的强劲引擎。近年来，全球各科技强国纷纷开始探索与本国资源禀赋、发展阶段和治理体系相适应的人工智能发展之路，国家级人工智能政策密集出台。在此背景下，通过对全球科技强国人工智能政策文本的深度挖掘，分别从基于“目标—理念—路径”的静态视角和基于“学习—扩散”的动态视角出发，构建起人工智能领域的跨国比较分析框架，为人工智能政策比较提供了系统化解析思路和理论支撑。研究发现：从静态视角出发，各国人工智能政策在目标、理念和路径方面具有显著的差异化特征；从动态视角出发，各国人工智能政策正呈现出相互借鉴、彼此融合的趋势，政策学习与创新扩散的广度、深度及强度不断提高。

从全球范围来看，利益相关体已经提出了诸多人工智能治理原则以试图通过“软体系”的方式应对人工智能发展和应用所引发的伦理问题与安全风险。本文指出，人工智能的主体性挑战、代码作为规则重要性的提升以及“黑箱性”的存在构成了以“软体系”应对人工智能伦理问题与安全风险的特殊原因，而推进理念共识、聚焦局部议题、创新治理机制则构成了其具体内涵。虽然现有方案有利于推动人工智能伦理问题与安全风险的治理进程，但其在关键概念上的模糊、具体内容上的缺失或争议以及决策过程的不足，也引导人们产生更多反思。中国近年来在三个方向积极推进并于2021年初形成了《网络安全标准实践指南——人工智能伦理安全风险防范指引》的阶段性成果，该文件界定了人工智能治理的相关主体范围，总结了人工智能伦理问题与安全风险的具体类型，并明确了相关主体所应履行的治理职责。结合全球比较和中国实践的分析，文章进一步对未来人工智能伦理问题与安全风险治理的发展可能提出了三点展望。

公共卫生风险威胁人民生命安全和身体健康。只有构建起强大的公共卫生体系，才能为人民健康提供有力保障。人工智能作为新一代信息科技的代表性技术，正在或将进一步发挥其在突发公共卫生事件管理中的赋能效用。本文将人工智能嵌入危机管理全周期，探讨人工智能赋能突发公共卫生事件管理的机制，并以新冠疫情防控为例，挖掘国内外私营部门应用人工智能抗击新冠疫情的创新案例，从危机管理的事前风险管理、事中应急管理、事后善后学习三个阶段详细阐述了人工智能赋能突发公共卫生事件管理的内在规律与具体方式。同时，在中外对比中找不同、促发展，获得国内外“人工智能抗疫”的经验与启示，以增强和提升我国应用科学技术进行公共卫生事件管理的意识和能力，推进国家应急管理体系与能力现代化。

第四次工业革命背景下的算法变革集中体现为其作为影响人类生产、生活活动重要规则的兴起，由此带来的歧视性、责任性、误用及滥用性风险，使得技术治理的传统框架面临新挑战。公共部门和私人部门都应回归到“以人为本”的治理理念，共同推进治理体系和治理机制的更新与完善。

中国正进入全场景人工智能算法时代。人工智能算法既被广泛应用于线上消费场景，也被大规模用于日常生活的方方面面。在日常生活方面，在私人部门，人工智能算法每天形成了超过2600万单出行推荐；在公共部门，人工智能算法广泛参与交通信号、地铁班次、路灯照明和交通系统运维管理。但与此同时，大规模应用的出行商旅领域，也成为较早暴发算法应用争议的“重灾区”，引发了“算法公平”的社会大讨论，进而对算法治理秩序的完善提上日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