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是《异乡人亦不同：时空视角下城乡移民青年城市权益的差异性研究》一书的序言，也是对本研究选题缘起的概述。本文介绍了本文所谓“城乡移民青年”的定义与内涵，并对有关这一概念的既有研究做了简单述评。最后，作者向本研究的受访者表达了感谢。

本文是《异乡人亦不同：时空视角下城乡移民青年城市权益的差异性研究》一书的导论，本研究起源于现今城乡二元理论范式于审视当前城乡移民社会权益之不再适用的现状，以及中国城镇化发展下城乡移民群体在规模和内生异质性方面的变化。本研究将使用扎根理论的研究路径，探究“目标城市的城乡移民青年在日常生活中实践其成员资格与社会权益的实现路径”的核心问题。此外，本研究的核心问题还拓展出以下几个子问题：（1）当地户籍制度与移民政策是如何定义制度身份与相关权益的？（2）城乡移民青年是如何在日常生活中实践自己的城市权益的？（3）社区内其他主体如何对待城乡移民青年？（4）城乡移民青年的权益实践是否呈现差异化？

本文主要介绍了与本研究（城市移民青年城市权益的差异性研究）相关的五个“敏感概念”，分别是“属下阶层”理论、“素质”理论、空间理论、劳工研究以及差异化身份权利解释框架。前面四个理论视角提供了学界对城乡移民研究的主要范式，最后一个理论视角提醒作者笔者需要注意群体内部差异性产生的不同诉求，以及当下身份权利制度中有可能被忽略的那些能发挥排斥功能（也有可能是异化）的设置。

本文介绍了中国户籍制度变迁轨迹、目标城市的户籍制度改革以及与城乡移民相关的政策。本文首先回溯了中国户籍制度变迁轨迹，并从制度功能角度将中国的户籍制度划分为四个阶段，这为“城乡移民城市权益实践的差异性研究“提供了理论背景和研究对象的关键信息。其次归纳和分析了锦城的户籍制度改革实践，发现锦城的制度改革与国家普遍性制度改革方针政策相匹配，国家的倾斜性政策扶持使得锦城的很多政策都走在全国户籍改革的前沿。最后具体介绍了当下锦城移民政策，一方面，现行移民政策对年龄较低、受教育程度高、有专业技术优势的移民有明显的优惠；另一方面，政府着重发展的新兴行政区域户口迁移门槛更低，而中心城区的制度身份依旧具有显著的竞争性和排他性。

本文是作者关于如何进入田野“花镇”的讲述，这个该研究关注的第一个移民空间是个典型“城中村”，区聚集了大量低收入的城乡移民。本文基于“开放编码-类别建构-主题构建”这一迭代数据分析过程建立起来的主题来组织内容，其中，数据资料完全来自目标群体花镇城乡移民以及相关行动者（政府和房东）的自我阐述，因此可从以上行动者在日常生活中的实践了解花镇移民实际获取的城乡权益。本文前三个小节中，作者介绍了移民关于“身份”的认知、权益认知和城市生活的代际差异，以及移民青年裹挟在高流动率工作中的不稳定社交网络——有关花镇青年的禀赋特征、不稳定劳资关系、社会服务与公共产品获取有限的现状，和代际呈现的观念差异与紧张关系，以及在城市空间的定居决策等。此外，本文还从花镇基层政府工作人员以及本地房东视角了解花镇移民空间的背景信息，从方法论上完善对目标群体以及其实际城市权益的了解。

本文对“工人宿舍”类型的城乡移民社区———西部工业园的城乡移民青年日常生活进行了深度观察。首先，本文探讨了他们在城市空间对于自我身份的认知。由于工人宿舍类型的社区具有相对较封闭且工作与生活区域无缝衔接的显著特点，移民工人尽管已适应大城市的工作生活环境，但仍不太确定未来是否能在该城市定居。其次，作者又探讨了移民青年工人的各种积极主动实践，尤其关注到移民工人对“机会”的阐述。在相对封闭的移民空间类型中，移民青年深受新媒体意见领袖的影响，网络热词与吸引眼球的生活方式成为移民青年工人对城市空间与权益的期待与想象。再次，本文讨论了该案例移民工人关于城市定居议题的“折中”妥协策略：如果不能在务工城市购房定居，那么他们更倾向于在农村老家所在的县级城市购房，最后，本文阐释了该封闭移民空间里，移民工人与核心组织、次生组织和服务群体的互动。作者认为相比花镇，西部工业园给予了移民工人更丰富的权益保障，虽然这些实践通常带有功能主义倾向切成效有限。

本文聚焦以“移民人才”为主的新城案例，分析了城乡移民精英如何在日常生活中实践自己的城市权益。首先，作者讨论了新城案例中的移民的“身份”认知，新城移民城市空间呈现归属感和“原子化”并存的生活状态，并在网络空间成为“白领”社会文化的引领者。其次，本文介绍了新城移民精英在城市权益的积极主张与实践的相关案例，作者认为这个层面的讨论有利于从认识论上丰富对“制度身份”和“城市权益”的理解。最后，本文着重分析了其他组织与新城移民精英的互动。当地基层政府提供了除普惠型福利制度以外的移民人才服务，新城移民精英能够获取来自政府、企业以及社会组织等所提供的丰富的社会服务与权益。与其他几个田野的比较得出，在同一城市里的城乡移民实际获取的城市权益上有异质性。

本文旨在通过三个田野场实证数据的横向比较，阐释城乡移民权益实践在城市空间里的参与主体日趋多元化。本文首第一部分主要结合中国城镇化情境来解释城乡移民权益实践参与主体从“国家-个人”的二元主体向多元主体转变的合理性。本文第二小节主要从“条块关系”组织视角去分析了三个案例中城乡移民权益差异化这一事实。第三部分，本章分别介绍了社会组织以及企业等主体在城乡移民权益实践的差异化表现。另外，结合研究数据，作者还探讨了企业规模与城乡移民权益实践的相关性。

本文讨论了劳动权益、子女就地入学以及照料权益、定居机会三方面权益内容。从劳动权益上看，主要表现为签订正式劳动合同和缴纳社保，城乡移民若想获取城市空间里的其他权益都以签订正式劳动合同或缴纳社保为基础。从子女就地入学以及照料权益上看，教育是移民阶层跃迁非常重要的文化资本，因此移民子女在城市空间内获取教育资源的差异性也直接影响家庭向上流动的机会，从而会反向强化群体内生异质性。从定居机会上看，定居决策映射的是移民能够进入城市空间并完全享有城市权益的机会，且在三个筛选出来的权益类型中难度最大。城乡移民普遍将定居与购房行为视作一体两面，如果将融入或占有城市空间作为一种权益的话，很显然城乡移民群体的权益存在不均衡的分布，这样的现状使政府在城乡统筹的普遍性举措之下，将会面临城乡移民内生异质性、权益本土化与差异化的结构性挑战。

受空间理论的启发，本文首先探讨了三个案例的移民禀赋、实际获取的权益、各主体之间权力互动关系差异性与空间呈现的关系，指出城乡移民实际获取的城市权益差异性会呈现在移民空间上，使同一城市里不同特征的移民空间得以共存。随后，结合本研究三个案例的经验，作者又指出空间的差异性极大可能强化和固化城乡移民的异质性以及权益差异性，酝酿更为显著的公共产品和社会服务的不均等化分配。此外，本文进一步探讨了空间理论研究领域哈维提出的“时空压缩”概念，以及梅西对这一概念的批判观点。进而指出本研究中城乡移民城市权益差异性的时间性与空间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