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主要探讨了中共开展乡村革命与乡村建设的历史逻辑。中共乡村革命的展开，在理论架构上并非始于土地问题，而是始于如何确立民众的政治权力问题，重塑乡村权力在经济因素和乡村革命之间构建了一座桥梁。重塑乡村权力是通过重建乡村社会秩序、重构乡村社会关系的乡村改造来完成的。“授权给农民”是从乡村革命到乡村建设逻辑演进的必然要求，是以毛泽东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在长期的逻辑追寻与革命实践中逐渐形成的一个重要结论。授权给农民从根本上抉破了传统中国固有的结构性平衡，扭转了乡村中国千年传统的运行轨迹。

近代，随着城市化进程的不断加快，摊贩不仅成为数量庞大的群体，而且日益演变为突出的社会问题。在“眼光向下”的研究取径中，摊贩成为学界关注的论题，由此形成了一批重要的研究成果。然而翻检近年史界的学术视域，多数论者立足于国民党，将目光聚焦于上海、武汉、北京等城市，相较而言，中共领导的抗日根据地的摊贩却尚未进入学术视野。实际上，近代的摊贩是城乡并存的社会群体。既有研究视角聚焦于城市摊贩群体，却缺失了乡村摊贩的重要面相。爬梳战时陕甘宁边区的相关史料即可发现，摊贩同样是边区社会为数众多的群体。他们手提肩挑，常年游走于陕甘宁边区的各个角落，从事各种本小利微的行业。每逢集日更是“熙来嚷往，俨然都会”。面对同样的群体、同样的难题，中共在陕甘宁边区究竟如何治理摊贩问题？国共两党的治理成效何以大相径庭？陕甘宁边区的摊贩治理体现出哪些历史面相？如何在钩沉往事中获得启示当下的现实镜鉴？这些问题依然值得进一步探究，也是本文将尝试回答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