政府将“局外人”对景点的探索和兴趣通过权威评价进而确立起其开发的权力，确权认证后确立了景点开发的价值，政府凭借其在旅游规划和土地征收上的权力奠定了夏银村旅游开发和发展的总体特性。政府通过规划、土地征收和拆迁等活动从整体和宏观层面给景观化的村寨社会铺上了一层底色，而对其的具体打造和运行则交由其他主体，“进入第一乡村的还有另一股势力，即资本。资本同时在城乡创造人类悲剧，并形塑人类组织的空间展现、形态及其发展，资本还是形塑不同人口空间分布（密度）的主要力量”左晓斯：《可持续乡村旅游研究——基于社会建构论的视角》，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0，第50页。。资本跟权力密不可分，如果说权力是从整体上给景观社会定调的话，那么，资本则在既定基调的基础上开展具体的布景实践。下乡资本按照工业化的生产原则对夏银村传统文化和村寨生活重新改造、重组、合并和再生产，最后将其统合在景观统治的秩序中。“至此，我已经谈到在旅游发展的特征中视觉的那种可怕的支配地位。在某种意义上来讲，我们确实生活在一个景观的社会之中”〔法〕居伊·德波：《景观社会》，王昭风译，南京大学出版社，2006。，资本对村庄的自然环境、传统、文化、生活及人等几乎村庄中的所有物都进行了“景观化”处理，“几乎所有的全球环境已经改变成为，或者正在改变成为各种各样的可以收集的景观，这些景观通常都有‘大门’，参观者付费才能进入来消费它们”〔英〕John Urry：《游客凝视》，杨慧等译，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9，第203～204页。。具体而言，它们采取规划、区隔、轰动、遮蔽、仪式化和淡出等“组合拳”的编码策略。因此，景观社会通过不断地制造出众多浪漫化的“地点神话”来吸引潜在的游客，在表面上服务的是“游客凝视”（tourists gaze）科恩提出的一个概念，指的是游客对地方所产生的作用力。具体参见〔英〕John Urry《游客凝视》，杨慧等译，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9，第1～10页。和“舞台真实”（staged authentic）的需要，而实际上它们最终指向的是资本增值和利润最大化的目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