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驱动生育率下降主导因素的变化，可将生育率的变动划分为四个阶段：高死亡率驱动阶段，人们需要以高生育率抗衡高死亡率，总和生育率能到6.0以上；死亡率下降驱动阶段，人们认识到低生育率也能保证收益最大化，总和生育率从6.0以上降到3.0左右；功利性生育消退阶段，人们的生育行为更接近情感需求，并重视子女质量提升，总和生育率从3.0降到2.0左右；成本约束的低生育率阶段，总和生育率降至更替水平2.0以下，低于意愿生育水平。中国当下的生育水平估计的均值在1.57左右，且已经进入了低生育率阶段和低生育水平国家的行列71343273。
长期低生育率会造成人口年龄结构的老化，影响社会活力和创新力等人口红利与社会养老和医疗等福利制度的可持续性发展；长期的低生育率会造成人口规模大幅度的缩减，持续的时间越长，累积的人口负增长惯性越大，从而会带来社会公共投资收益缩减和公共服务成本上升；长期低生育率会引发人口锐减、民族国家以及宗教文化冲突，带来政治、军事、外交等国家安全风险。因此，陷入低生育率的国家试图通过鼓励生育的家庭政策改变生育率下降的趋势，促进生育率的回升。本章以欧洲和亚洲低生育率国家为例，梳理和评估低生育水平背景下家庭政策变迁，结合当下生育形势从更为宏观的视角提出构建中国鼓励生育的家庭政策的必要性和可行性，以促进人口的长期均衡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