各位专家学者，大家好！非常感谢论坛主办方的邀请，让我有这样一个机会来做一下这方面研究的介绍。我今天所谈的内容与提交的会议论文不同，提交的论文题目是《一般边疆学视域下的互联网疆域与边疆——兼议国家网络主权的设置依据》。可以这样说，互联网的疆域与边疆也在一般边疆学研究范围之内。马大正老师在开篇发言中引发了一个话题和问题：中国边疆学与一般边疆学最后会朝往哪个方向发展？或者说它们是一种什么关系？马大正老师作为边疆学研究的前辈，特别是边疆学跨学科研究的首倡者之一，明确表示不反对这方面的研究。我们可以看到，尽管马老师在很多问题上能够一锤定音，但他仍然能够宽容地对待我们后继者的研究工作。我所研究的问题，所写的文章，包括马老师以及我的同事王洪亮老师都表示没有完全看懂，当然这也属于学术研究中的正常现象，可能一位学者去世很多年之后，他的观点才会被理解。所以我更寄希望于今后有人能够看懂和理解我的研究。“长江后浪推前浪，前浪扑在沙滩上”，总是带有这种“进化”的色彩。
在讲“边疆理论研究的共性与个性”这个话题时，我先回答一下马老师提的问题，即能不能用简洁的话语把一般边疆学所研究的内容给大家介绍一下？一些研究者用中国式的学术话语对“边疆”做了阐释性的界定，边疆是人类对各自划分疆域的认定、保有以及同时可以交互作用的边远空间。在形式逻辑里面，下定义包括内涵和外延，我认为这个阐释性定义的内涵较小，但外延可以很大。边疆是人类对各自划分疆域的认定，从我们的边疆史地研究和对边疆的现实经验考察中，都可以看出当人类将自己活动的疆域划定出来以后，就会有认定。一旦有了认定就有了边界，同时关于边疆的各种“边”的问题也会产生。产生的过程中，我们就可以产生边疆理论。认定与保有，尤其是现代主权国家，或者说是1648年威斯特伐利亚国际体系出现后，才正式以法律的形式进行保有。边远地带具有交互作用，实际中的边境、边疆除了认定占有、扩大收缩等形态以外，肯定还有其他形式，不同民族和不同国家，到了近代是不同的民族国家或现代国家，也是通过这样的边远地带进行相互交流和作用。甚至包括我所提交的关于互联网空间的论文。为什么写这样的文章呢？原因是2018年6月，我参加了中美印网络安全对话会，我在会上提出了这个观点，并跟一位美国代表交流，他说：“没想到中国学者讲清楚了我们很多年来想要搞清楚但一直不明白的问题，在网络主权这个观点上，看来我们必须要认中国政府的主张。”习近平主席提出网络空间、网络主权的概念之后，在这个问题上的争议也非常大，争论了很长时间。通过这个事例，我想说明传统边疆研究与我们现在开拓的新的边疆研究视野，二者的共性在于我们都关注国家领土由陆疆延伸到海疆以及空疆等一系列问题，都关心人类所占据的空间的边缘性问题，边缘地带以及在此产生的政治、经济、法律、文化、社会问题，甚至是军事上的传统安全与非传统安全等问题。个性表现在于，每一个学术研究群体的独特性。在《中国边疆研究的三次高潮与学术共同体》一文中，我认为，中国边疆研究自20世纪以来产生过学术共同体，而且现在还在继续产生学术共同体。但在产生学术共同体之前，这方面的研究基本是以学术团体或群体的形式出现的。要成为共同体，除了追求的价值观念要相同之外，研究范式、追求的目标和最终方向也应该是一致的，只有达到这三点，才可被称为学术共同体。在这之前，要么称之为群体，要么称之为团体。群体可以广泛使用。团体，比如说吴楚克老师这里就是一个学术团体，但能否成为一个共同体还不能确定，因为吴老师的很多观点，他的学生能不能接受或者统一按照这种范式去从事今后的研究，还有很大疑问，至少在吴老师的学生里面学术研究上“改弦更辙”的也不少。所以说，一个学术共同体会形成若干核心人物。在上述三点达成一致后，还要形成一个学术观点尤其是学术范式的传承。关注的很多内容可能是交叉重合的，这是共性。而关注点、研究范式和方法，乃至上升到哲学上的方法论不一样，这就是边疆研究的个性问题。
在最近几十年，除了民族学、政治学、宗教学、文化学、社会学等学科都介入民族边疆研究当中之外，还有我们关注比较少的如信息学、战略学、决策学、管理学、协同学、系统科学等实际上也介入边疆研究中。随着时代变化，现在的边疆研究已经打开了学科阐释的理论门径，实际上是交叉融合，既有一些共性的问题，也有一些个性的问题。这些共性和个性问题就会促使大家相互交流、相互切磋，甚至是针锋相对，有的可能会还因为学术观点的分歧导致最后由朋友变为“非朋友”。我认为不应该这样，应该从“非朋友”变为朋友，才更有利于推动学术研究。这里还应该注意一个倾向，现在人工智能大数据的发展导致边疆研究出现了新的态势，这个新的态势里面揭示了一个知识图谱的问题。一旦把知识图谱拿出来，我们会发现共性和个性最后都会交织在一起，最后就会形成一种抽象概念，就像苹果、橘子、香蕉可以统称为水果一样。就像刚才王义康老师谈到战略边疆不是一个学科的问题，其实现在谁也没有把它作为一个学科来进行建设，所以我跟王老师达成一致，他把文章发表之后，我与他进行商榷。最后就会达成像马大正老师所说的那样，“把那些装睡的人喊醒”。因为边疆学确实有成为一门学科的现实需要，但利益部门“装睡”导致其难以成为一门正式的学科。人工智能大数据出现后，我们很容易看清楚共性与个性之间的差别，但也能看到二者之间的交融重叠。实际上这也是前段时间有学者提出的新旧边疆观的问题，比如云南大学的一些学者与杨明洪教授进行商榷，就认为这是边疆观的不同造成的分歧。那么，新旧边疆观从共性和个性的角度看，有没有整合的可能性？对这个问题进行思考后，我认为二者完全可以进行整合。它们虽然是不同的研究范式，但通过个性的公约是可以做到的。我提议建立一个非常包容的边疆研究大格局。从马大正和方铁两位前辈学者的身上可以看到，马老师有一篇发表在20世纪80年代的文章，其中就提出构筑中国边疆学。从那个时候算起，到现在已经30年了。在这个过程中，我们可以看到这些学术前辈不仅在自己的领域研究得很深，而且坚持自己的研究方法，守住自己学术研究的底线，但是他们也不排斥新的观念、研究方法、研究方向的推出，也希望能够打开新的研究门径，使中国特色的边疆学学科在世界的东方建立起来，就是用中国自己的学术语言构筑我们自己的学术话语体系。在前段时间的研究中，我认为新旧边疆理论的问题域和法域大致是一个三角形结构。也就是说，前期研究的部分全部包含在新边疆理论中，而且新边疆理论实际上也已经出现了。当然新边疆理论出现后，有人说看不懂。如果学界同仁也有这方面兴趣的话，我们可以一起合作研究。
我们现在的研究面临人工智能大数据的影响，一般边疆学很可能在今后形成一种类似于系统论的反馈机制或者是一个闭环。最后一定可以形成一种学术指向，而且这种学术体系的指向一旦形成，就会如马克思所说的理论上的一致性就出现了。但现在最关键的，还是要符合马克思主义的另一条原则，即逻辑与历史形成一致性。也就是说，我们构筑的边疆学能否回答过去、现在乃至未来边疆方面的种种问题。如果能做到这一点，就会像马克思所说的，理论的一致性以及逻辑与历史的一致性都实现，这是我们构建一般边疆学所追求的最大的自洽。
周建新问：孙老师，您好！您刚才说到一般边疆学，共性与个性的问题。马老师提出，中国边疆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