传统的风险感知研究未能将媒介技术嬗变与风险传播纳入分析中，因而以媒介传播-风险感知为核心解释机制的风险的社会放大（SARF）模型成为当前核心的理论演绎范式。本研究以中国综合社会调查（CGSS）环境感知部分的实证数据为支撑，验证媒介使用对环境风险感知的放大效应、媒介使用对环境风险感知的差异效应以及政治信任的“双路径”中介效应三大假设。研究发现：（1）媒介使用频率与公众的环境风险感知程度正向相关；（2）与传统媒介使用者相比，以新媒介为主要信息来源的媒介使用者表现出更强的环境风险感知；（3）就城市环境风险感知而言，传统媒介使用能够提升城镇居民的政治信任水平，从而削弱其风险感知；而新媒体使用则会降低政治信任水平，从而增强其风险感知；（4）就生态环境风险感知而言，政治信任在传统媒介-风险感知、新媒介-风险感知的作用机制中均发挥部分中介效应；传统媒介与新媒介使用频率的增加均会导致政治信任水平显著降低，从而增强风险感知。本研究拓展了SARF模型在信息社会的解释力。同时，随着“互联网+政务”成为“十四五”时期生态文明建设的新方向，“媒介-信任-环境风险感知”机制的提出或可为未来的环境风险沟通提供新的思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