导论

摘要：

乡村治理是乡村振兴的关键内容和重要基石，认识和理解乡村的结构特性和文化基础是乡村治理的前提条件。一般而言，人类学理解的乡村是在经济、制度、社会、文化等方面与城市（城镇）既有一定分野又存在某种关联性与依赖性，具有地域文化性与历史延续性的多层次、多表象的人群聚落空间——以血缘关系和地缘关系为纽带的生活共同体和文化共同体。人们在其中围绕着土地、牲畜、林木等资源生产和生活，构建了特有的文化图式与知识体系，塑造了其文化特质——“从基层上看去，中国社会是乡土性的。”费孝通：《乡土中国·乡土重建》，群言出版社，2016，第2页。当然，当下我国大多数的乡村既非纯粹的传统乡土社会，也非彻底的现代工业社会，而是既浸染了现代性文明又未失去传统特质的复合型社会。基于此，学界曾将当下中国的乡村社会形态概括为：“新乡土中国”贺雪峰：《新乡土中国（修订版）》，北京大学出版社，2013。“后乡土中国”陆益龙：《后乡土中国》，商务印书馆，2017。“城乡中国”赵旭东：《城乡中国》，清华大学出版社，2018。等。无论如何理解和抽象乡村，它依旧是“传统”的大本营。其乡土特质虽然较费孝通及其之前的时代有所弱化，但是并未消失殆尽。中国乡村的样态类型千差万别，即使样态相同或类型相似，也会因生活人群、组织单位、经济发展及对外交往等差异，在共享相似或相同的中华民族文明精神的同时，生产再生产和维系不同的社会规则、文化图式与知识体系。一方面，它生产和再生产的结构对于生活在其空间下人群的心理特质、精神品质、价值取向、性情倾向、人文性格、道德修养及行动逻辑等能潜移默化地产生深远持久的影响；另一方面，在其空间下生活的人群是有需求、有实践意识和能动作用的，而并非被既有结构完全限制的被驱使者。〔英〕安东尼·吉登斯：《社会的构成：结构化理论大纲》，李康、李猛译，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98，第42页。当其生活情景、生产方式、技艺技术、资源条件、制度规范和行动需求等发生变化时，他们也会根据上述因素更新既有规则体系，扩展原有结构内容或再生产新的结构要素，推动乡村文化的转型和变迁。从乡村治理的场景来看，这些因素都是“乡村治理社会基础”贺雪峰：《乡村治理的社会基础》，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3。的关键因素。基于此，认识和理解乡村结构特性与文化网络，有利于在乡村治理过程中明确其所属“乡村治理类型”贺雪峰、董磊明：《中国乡村治理：结构与类型》，《经济社会体制比较》2005年第3期。，有针对性地设计治理方案和采取实施策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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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

梅军:苗族，法学（民族学）博士，贵州民族大学三级教授，博士生导师，东盟民族研究中心主任，校学术委员会委员。兼任中国人类学民族学研究会理事、中国人类学民族学研究会农耕文明研究专业委员会副主任、国家社科基金通讯评审和结项鉴定专家、教育部学位论文评审专家、湖南师范大学民族学与人类学研究中心研究员、贵州省社会科学界联合会第七届委员会委员、贵州省社科联新型智库专家、贵州省高级专业技术职务资格评审专家、贵州省苗学会常务副会长、贵州省人类学会理事。主要研究领域为社会人类学、民族生态学、乡村治理与乡村振兴、农耕文化遗产保护等。主持完成各级科研课题20余项，发表论文40余篇，出版学术著作5部。研究成果获贵州省第十二次哲学社会科学优秀成果奖二等奖等。获“师德标兵”“优秀指导教师”“社会科学团体优秀工作者”等荣誉称号。

李宁阳:2017年毕业于贵州民族大学民族学专业，获法学学士学位；2020年毕业于贵州民族大学人类学专业，获法学硕士学位；现于西南民族大学攻读法学（民族学）博士学位。主持和参与完成各级课题多项，在《湖北民族大学学报》《湖南科技大学学报》《原生态民族文化学刊》《广西社会科学》《地方治理研究》《公共治理研究》《地方文化研究》《西昌学院学报》等省级及以上期刊发表学术论文10余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