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人类社会建构以来，所有的创新无不建立在一定的传统基础之上，创新也只是一对相对于传统的人为存在物，它们是二元对立的观念物象，是人们评判社会发展程度的依据来源。事实上，随着时空的更变，传统与创新也只是一对具有一定相对性的术语而已，它们的内涵和外延也将随着时空的变迁而被不断重构，以满足新的时代诉求。基于传统的重要性和创新的必要性，在开展问题研究时，有必要对已有的相关研究进行粗探，尤其是对“域内文本”的梳理极为重要。介于研究的向性问题，本文主要基于人类的消费行为来展开相关“域内文本”的田野工作，以便较好地把握研究思路。

人与自然的关系是人类社会的第一性关系，是关乎人类持续生存和社会稳定发展的基本关系。因此，可以说，人与自然关系的和谐与否直接影响到人类社会的发展进程和文明程度。倘若用生物进化论或人类起源说来审视人与自然的关系，那么人与自然的关系之形成则源于人对自然的分化和外离，是人类长期展开创造性实践的结果。

在探讨苗族传统生态消费文化之前，有必要对我国传统消费逻辑以及传统生态观念进行认识和了解，以便全面把握苗族传统生态消费文化。苗族文化作为中华文化的一个组成部分，其形成和发展也离不开中华文化大气候的影响。因此，在探讨和深究苗族传统生态消费文化时，不能忽略中华传统文化这个大背景。众所周知，节俭不仅是消费行为中的一种消费观念，也是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这种美德影响中华民族至今。

苗族传统生态消费文化是其先民智慧的结晶，是苗族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苗族传统生态消费文化主要反映其在与自然互动过程中的生态智慧和生态哲学，这种智慧和思哲与其历史发展息息相关，密不可分。在探讨苗族传统生态消费文化时，离不开苗族的发展史，因此有必要对苗族的历史源流做一些认识和了解，以便更好地把握苗族传统生态消费文化的演进动态。倘若孤立苗族的历史演进背景来探究其生态消费文化，不仅难以把握苗族的传统生态消费文化，也有悖于科学研究的基本要求。追踪溯源、启发和引导未来才是研究的意义所在，把握好文化主体的历史渊源，才能更好地解读和诠释其文化的意义和功能。因此，在探讨苗族传统生态消费文化之前，对其历史演进进行粗疏和把握就显得极为重要。

苗族传统生态消费文化的生成是一个漫长的过程，是苗族先民长期与自然互动所形成的生态观念和生态智慧。它是苗族先民在认识自然和利用自然的过程中，抽象出来的对象化结果，这为苗族先民及其后代在与自然发生关系时，起到关键的规范作用。可以说，这种生态观念和生态智慧，已经成为苗族先民及其后代的行动逻辑和共生规范。

苗族传统生态消费文化的产生和形成，均离不开共生逻辑及其先民长期推行的共生实践。在苗族的传统社会，一些规范虽然不像现代性法典及律令那么具有规范性和控制力，但在其民间宗教信仰体系中却蕴含着一种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理念和智慧，尽管这些共生理念不像现代社会治理中的共生理念更具张力。然而，这些共生思想在苗族社会生活中却规范着人们的实践行为，尤其是他们对自然的态度和行动。在与自然互动的过程中，苗族人民本着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理念，持着取舍有度的平衡思想，深明物极必反的生存智慧，懂得和睦相处的共生理念。

苗族先民在与自然长期互动的过程中，形成了具有自身特点的生态消费文化，它是苗族人民与自然互动的行动规范和约束力。苗族生态消费文化的形成和发展，均离不开苗族自然崇拜的内化思想、族群内部的伦理道德规范以及族群智慧生成的习惯法，这三者构成了苗族生态消费文化的定力支撑以及苗族与自然和谐共生的规范性制度，即共生规范。

苗族传统生态消费文化是苗族人民长期与自然互动的生态智慧，它对于维护苗族社区社会与自然生态持续稳定发展起到积极的作用。在传统的苗族聚落社会中，由于国家意志和国家力量渗入相对较弱，因而相对正式的规范性制度在苗族社区社会中的作用也较弱。与相对正式的规范性制度相比，以民族习俗、传统伦理道德为主要内容的非正式规范性制度发挥着极大的规范性作用，并且不断被内化于聚落中的个体心中。因此，可以说苗族传统生态消费文化的功效，即价值，在苗族日常生活中较为显现。应该说，苗族传统生态消费文化的价值超越了经济学中的价值边界，它更多地表现为与功效或意义等有关。苗族传统生态消费文化的功效或价值集中表现为族群与自然良性互动实践，并作为生态平衡的有效指范和生态文明社会建构的理性指导资源。

消费是人类的基本实践行为，它不仅是人实现持续性生存需求的路径，同时也是社会财富再造的关键性因素。人作为消费主体，其社会实践活动无一不与消费产生直接或间接的关联。自人类建构社会以来，消费成了人类社会中的一大惯习实践行为。当然，这种消费行为不仅局限于经济学中的市场交易行为，它超越了纯粹经济学中的商品、货币、交换等边界〕从某种程度上来说，消费具有实践性和社会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