宜黄事件具有某种标志性意义，它颠覆了当代中国抗争政治的刻板印象，创造了一个新的抗争政治类型。宜黄事件本来是一个普通的钉子户抗争事件，在进入媒体视野之前，它只是底层政治的一部分，当事人采用基本上属于“弱者的武器”的方式，并且是地方的、特殊的和双轨的，显著性和协同性都不高。由于媒介动员将政策的内在张力呈现于公众视野，钉子户利用这一政治机遇，不断创新了抗争表演，从而使宜黄事件发生了规模转变和极端化，最终使事件发展成为一场要求保护弱势群体利益，发动制度变革的专业化社会运动的一部分，宜黄事件也就具有了普适性、模式化和自主性的特征。宜黄事件的遣散是因为钉子户和媒体的目标出现了分歧，而并非明确的适度制度化所致，这是当代中国国家建设中“反体制”的体制重建的一部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