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国学者戴维·波普诺指出，“现代社会最为显著的特征之一是，为了促进社会和文化的变迁，今天的人们更愿意进行集体的、有目的的行动。伴随而来的最重要的方式之一就是社会运动”。戴维·波普诺：《社会学》，李强等译，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99，第610页。20世纪70年代末开启的改革进程，给我国政治社会带来了巨大变迁。从宏观角度审视，这一政治社会变迁过程表现出利益关系的不断分化、社会结构的迅速重组以及思想观念的日趋复杂；从微观层面来看，这些变化则表现为不同个体间、群体间、个体与群体间在利益关系、思想观念和组织制约上产生了不同程度的矛盾与冲突。伴随这一复杂社会变迁进程的是，规模不等、形式不一的社会运动的出现。这些社会运动，是普通民众通过集体参与，以各种方式向政府主管部门和其他相关主体伸张其权益诉求的政治运动。李德满：《社会运动何以在中国产生——中国社会运动的海外研究及其进展》，《井冈山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1年第6期。有学者曾言，“若说国际上任何社会运动，几乎都是中产阶级掀起的，应该符合事实”。张晓春：《中产阶级与社会运动》，萧新煌主编《变迁中台湾社会的中产阶级》，巨流图书公司，1989，第18页。从我国社会运动视角考量以及从政治机会、运动动员、运动文化与话语权形成，以及运动与媒体网络的关系分析，我国社会运动还是呈现出一些类似西方社会运动框架理论和发展逻辑的痕迹。组织领导人在社会运动的动员过程中发挥了关键作用，这说明“只要有运动组织，它总是由社会精英所主导”。何平立、沈瑞英：《资源、体制与行动：当前中国环境保护社会运动析论》，《上海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2年第1期。社会发展是社会运动的必要条件，中产阶层的形成对我国社会运动起了巨大推动作用，中产阶层是我国社会运动的中坚力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