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18世纪以来，近代西方国家分别在经济、政治和社会领域逐步确立了资本主义市场经济、民主政治与福利国家制度，相继实现了民权、政治权利与社会权利，完成了公民身份的建构。在中国，随着改革和开放的深入，在经济上逐步形成了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在政治上社会主义民主政治的形态日益巩固，但是社会上并未形成明确的体制模式方向。尽管近年来政府强调社会建设和社会事业的发展，强调民生问题的重要性，但是中国社会领域并没有形成类似市场经济、民主政治这样明确的目标模式，而只是模糊地说关注民生，体面劳动，让人民生活得更加幸福、更有尊严。虽然有学者倡导建立社会主义福利社会（岳经纶，2008；郑功成，2008a），但是似乎没有得到来自民间与官方的有力回应。如果说当代中国有了明确的政治发展模式和经济发展模式，那么，在社会领域还没有找到理想的制度模式。
“社会欧洲”（Social Europe）是欧洲学术界流行的概念。所谓“社会欧洲”，指的是欧洲的社会模式（the European Social Model），特别是指提供保护预防全球市场冲击的欧洲福利国家体制（Giddens et al.，2007）。换言之，“社会欧洲”与欧洲社会政策密切相关。相应的，所谓“社会中国”（Social China），其着眼点就是中国的社会模式，特别是中国的社会政策和社会福利模式。与经济中国、政治中国这些概念一样，“社会中国”是对中国社会模式的历史、现状以及未来的高度抽象。透过“社会中国”概念，我们可以回顾中国社会发展（主要是福利制度）的历史，分析其现状，展望其未来。“社会中国”既是一个具有时间/历史内涵的概念，也是一个具有空间内涵的概念。它既指涉具体的社会福利和服务的提供，更涉及抽象的公民社会权利的建构。
从“社会中国”的视野审视1949年新中国成立以来中国社会政策的演变和发展，可以把其划分为三个阶段：前改革阶段、20世纪80～90年代的改革阶段，以及2002年以来的新阶段。在这三个阶段，“社会中国”呈现不同的图像。随着我国社会政治经济状况的变化，国家在社会福利和服务中的角色发生了持续的变化，经历了从改革开放前的“国家垄断”（state-monopolizing），到改革开放后的“国家退却”（state-rolling-back），再到“国家再临”（bringing the state back in）的演变过程，从而令我国的社会政策发展呈现明显的阶段性。21世纪初，面对经济改革过程中积累的种种社会问题，中国开始强化国家在公共福利和服务中的角色，出现了社会政策的急剧扩展，新的社会政策体系正在形成之中；但是，统一的“社会中国”的图景依然模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