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研究成为一股当代海外人类学的研究热潮。在海外人类学对中国的研究中，历史、民族—国家、现代性与全球化成为绕不开的视角。西方学者既讨论中国历史进程的问题，也探讨历史本体论问题。他们在借鉴西方分析框架的同时，不断引入国家建构、个体实践、市民社会等维度修正民族—国家视角在中国的适用性。然而，西方学者不仅关注中国现代性中的宏观结构与微观体验，也关注中国现代化进程中所形成的新社会秩序。在全球化领域，西方学者既探讨中国追寻全球化的过程，又批判全球化过程中蕴含的不平等现象，尝试用“融合”的视角突破等级视角中的虚假二元对立。然而，这四个视角本身就是相互交织与纠缠的。与国内中国研究者相比，海外人类学者具有局外视角、个案研究、西方理论等优势，但在经验收集与理论对话中仍然存在局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