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世纪90年代以来，伴随着中国社会的发展和转型，单位研究成为学术界研究的热点问题，很多研究者都发现，如果将中国现代单位体制的建立置于第二次世界大战后非西方国家从“传统”到“现代”转型过渡的历史背景下加以研究审视，就会发现，无论是资本主义市场经济社会，还是在其他社会主义再分配经济社会，都不存在“单位现象”，“单位现象”乃是中国社会走向“现代化”进程中独有的产物。因此，一些较早进入单位研究领域的学者虽然在研究取向和具体思路上有所不同，但在确定单位研究在中国的特殊意义时，却具有相同的看法，他们认为：
单位体制是中国社会主义社会的一个独特和关键的方面。但这种作为现代工业关系模式、国家行政体制基石的组织形式在中国的传统社会中并没有先例。它是现代中国在经历了一场由共产党领导的社会革命并由这个夺取了政权的党用国家行政力量对社会进行大规模重新组织后形成的。单位体制并没有在其他社会主义国家中出现（至少没有像中国这样完整的形式）。21356605
与其他社会主义国家相比，尤其与苏东国家相比，中国再分配体制的影响程度、组织的仪式性和制度化程度都明显更高。因此相对而言，尽管苏东国家的组织也具有某些单位特征，但尚不能完全称为单位。21356606
在这一意义上可以说，单位既非传统中国社会简单的延续和发展，亦非国际共产主义运动进程中的普遍产物。而是现代中国社会过渡转型进程中特有的产物。“如果说当代中国的组织和制度极富特色的话，单位应该是一个表征这种特色的最重要的特征之一。”21356607由此，单位研究堪称是中国社会学重建以来所展开的最具中国特色的研究课题之一。作为中国走向现代化进程中剧烈的社会变迁，“单位社会”构建的复杂性主要表现在，它既是一个具有现代性意义的“版本”，同时也与中国传统社会，尤其是19世纪中叶以来中国社会的总体性危机背景下的社会重建有着直接的、密切的联系。因此，就单位现象而研究单位，不能真正地理解单位。我们要想对单位社会的起源、形成和发展做一具有说服力的合理解释，就必须从长时段的角度进行动态的复杂性分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