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西方各自有着自己的历史渊源，这就形成了各自不同的知识分子与政府关系的模式。由于西方的精神特质及基督教与王权分庭抗礼的性质，从传统上西方就形成了两类知识分子与政府关系的模式：一是从绝对理念出发，以理性的法则推演出理想的社会体制，对政府进行批判；二是以此理想的社会体制为依据，结合现实建立切实可行的政治体制与政治运行方式。这两类知识分子构成了西方社会政治进步的推动力量。在中国社会，释老与政治关联度较少，儒家在起源上与王权有密不可分的合作性及中国文化的精神特质，儒家知识群体与王权之关系是合作前提下的批判关系。现代中国产生了类似西方那样第一类的知识群体，这一类知识群体对自身的发展应有一个高度的警惕，警惕自身对政府之批判、对社会之批判超越中国的历史与中国的现实，从而导致中华民族再付出不应有的代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