川西北牧民定居在过去一个较短的时间内，取得了实质性的进展，这主要表现在四个方面。一是定居点的规模化修建及其配套设施的跟进，从景观上、社会面貌上改变了川西北农牧区原貌，展示了政府强大的社会治理能力和经济爆发力。二是农牧民，尤其是游牧民生产生活状态得到了重大改变，很大程度上结束了他们对传统生产生活的依赖，实现了文明成果的共创共享。三是通过配套的民生工程，使广大牧民的游牧习惯脱离了代际延续，在高原草地中形成了一个新的文化群体，那就是职业教育培养的学员，通过职业教育和异地生活的培训，他们将很难再回到传统的游牧状态中去了。四是产业的升级与转型初步见效，很多定居工程在各个产业层次中发挥多重效能，牧民由此而向新生的“生意人”转型。尽管以上变化是明显的，但定居化自身的规律性是客观的，需要遵从的。定居是一个较长的过程。定居的内在稳定性在人，定居其实就是定人。人的生产生活习惯一方面需要物质条件支持；另一方面需要新的知识支撑。较短时间提供的物质条件附着了大量的新知识，就大多数牧民而言，对于这些新知识的消化吸收不是一蹴而就的。所以我们看到一个现象——也是一个普遍的现象，那就是定居与回流在牧区轮番上演——也就不足为怪了。当牧民发现他在新的定居点生产和生活得不到原有的满足后，他就会自动寻求原有的生活生产环境。作为社会人的牧民，他的需求是多方面的，有时可能是奢侈的，除了基本的生活生产需求外，他还有精神上的更多追求。也就是形式上的定居与精神上的定居要相一致。当形式上的定居与精神上的定居匹配度、契合度达到一个相当的水准后，真正的安居就实现了，由安居自然进入定居。这条定律同样适合对当前中国那些非牧区的流动人口的研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