随着我国经济社会的变迁和人口结构的改变，计划生育政策作为我国的一项基本国策，其内容也在不断进行调整。改革开放至今，我国的计划生育政策经历了一个逐渐收紧到逐渐放开的过程。“收”是为了稳定低生育水平，控制人口过快增长的势头。“放”是为了刺激生育，优化人口结构，促进人口长期均衡发展。收紧政策成效显著，我国的人口也因此实现了历史性的转变，有效地控制了人口过快增长的势头，使生育水平下降到更替水平以下，实现了人口再生产类型从高出生、低死亡、高增长到低出生、低死亡、低增长的转变，有力地促进了综合国力的提高、社会的进步和人民生活的改善，对稳定世界人口做出了积极贡献。然而，进入21世纪以来，随着我国生育水平的快速下降，一些人口结构性的问题日渐突出，包括人口老龄化加速、劳动年龄人口比重下降以及独生子女家庭风险高等。2016年中国实施“全面二孩”政策，其目的就是防范“未富先老”，克服“银发危机”（张霞、夏巧娟，2018）。
生育意愿是人口预测中的一项重要指标。生育意愿是指人们对生育行为的看法和态度，通常包括意愿生育性别、生育子女数、生育目的和生育间隔等（杨菊华，2008）。生育意愿是考虑了各种客观条件的生育愿望表达，它包括理想生育的子女数、生育时间和生育间隔（郑真真，2011）。本章所讨论的生育意愿主要是指孕龄群体对生育子女数目的期待。关于生育意愿的影响因素，学术界已经进行了非常充分的讨论，人们的生育意愿和行为一方面会受到政策的约束，另一方面也会受到经济、社会、文化等其他因素的影响。
本文通过“上海都市社区调查”（SUNS）2019年的成人问卷数据，分析了上海市居民的生育意愿及其可能的影响因素。本章内容分为四个部分，第一部分描述上海居民生育意愿的总体情况，包括两孩生育意愿和理想子女数；第二部分讨论了不同性别、年龄、户籍、社会地位、健康程度和夫妻关系的群体，其两孩生育意愿存在的差异；第三部分从人口学因素、家庭结构、婚姻生活、社会经济地位、健康水平和生活态度六个方面，分析了理想子女数的差异程度；第四部分总结了数据分析的主要发现，并基于这些发现做简要讨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