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0余年前，安徽省凤阳县小岗村的村民为了解决自身生存问题，率先对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进行了实践，取得了极大的成功。在其影响下，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开始在全国范围内推行，极大地调动了广大农民的生产积极性，促进了农业生产力的发展和农民生活水平的提高。但在20世纪80年代中期以后，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促进农业增产、农民增收和农村发展的动力逐渐减弱，城乡二元经济结构造成的矛盾逐渐暴露，农业基础设施落后、农业生产效益低、农业社会化服务体系不健全、农业生产经营组织化程度低、农村社会保障体系不完善、城乡居民收入差距扩大、农民增收困难等问题不断出现，直接影响社会的发展。2000年，身为湖北省基层干部的李昌平上书给时任总理朱镕基，发出“农民真苦、农村真穷、农业真危险”的感叹，详述了自己在基层工作中对“三农”问题的认识与思考，从而促使长期隐藏的“三农”问题浮出水面，成为社会各界关注的焦点。经过长时间的发展演变，“三农”问题已不仅仅是一个经济问题，更是政治问题和社会问题，是伴随中国现代化进程出现的，国内外学者对此进行了大量的研究。在温铁军（1992）看来，中国的“三农”问题是“一个人口膨胀而资源短缺的农民国家追求工业化的发展问题”，由此可以衍生出两个基本的国情矛盾：一是人地关系高度紧张的国情制约着农村土地制度的变迁；二是城乡对立的二元结构制约着农业剩余分配制度。发展的出路在于通过城镇化改变农业的外部条件，并加强农村社区的内部化制度建设。徐勇（2005）认为“三农”问题发端于现代化进程，是由工业化、市场化、城市化以及价值观念变化引发的，因此需要在市场化、城市化和民主化的过程中进行总体性解决。陆学艺将“三农”问题归结为结构性问题，即社会结构滞后于经济发展的问题，解决办法在于对现有的户籍制度、城乡体制、社会保障制度、就业制度和人事制度进行调整与变革，实现城乡一体化。随着时间的推移，“三农”问题逐渐随着外部环境的变迁而发生改变。2008年，党的十七届三中全会通过了《中共中央关于推进农村改革发展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明确指出我国的改革发展已经进入一个关键时期，主要包括三个方面：一是以工促农、以城带乡；二是改造传统农业，走中国特色农业现代化道路；三是破除城乡二元结构，实现城乡经济社会发展一体化（新华社，2008）。在这一新时期，“三农”问题不断发生演变，涌现出一系列新问题，如由农村劳动力向非农领域转移引发的农地流转与规模经营、农业生产的专业化和标准化、农民就业以及农村社区建设等问题，对我国现行农业社会化服务体系提出了新的挑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