英国的难民数量正在增长，鉴于英国政府对欧洲难民危机的反应，难民人数还会继续增长。这篇论文另辟蹊径，对难民融入结果做了性别分析，分析涉及各个与社会政策高度相关的领域，包括社会网络、语言能力、健康、教育、就业与住房等。我们利用英国唯一的长期难民追踪调查对其进行了二手数据分析（secondary data analysis），以考察那些跟融入结果相关的因素。我们发现人们在语言、自述的健康状况、参与规划家庭开支的能力、可否进入正式的社会网络以及获得良好的住房条件方面存在显著的性别差异，女性的境遇普遍不如男性，有的不平等状况随着时间会持续，有的则会加剧。我们呼吁相关机构将难民融入的结果纳入其监测数据，以便识别和报告不平等状况。这些发现也使得人们可以判定哪些社保政策领域可能需要格外关注性别差异。

如何应对民众日益多元的生活需求是目前中国基层治理中存在的重要问题。既有研究多从政府内部和政府与社会互动的视角出发讨论这一问题，将民意作为一个整体性和描述性的概念，忽略了其内部的差异性。本文以北京市西城区的“民意项目”为例，从社会内部视角出发，对民意在主体、存在形式和性质三个维度进行分类，将民意转变为一个分析性概念，通过分析民意在收集、表达、呈现以及监督四个重要节点上起到的不同作用，推进城市治理的精细化和人性化，为解决基层治理中存在的问题提供新思路。

本文构建了分析民意与国家治理关系的三重理论框架，从历史、结构和过程视角探讨民意在治理中的角色。历史维度揭示了中国 "家国一体" 与 "舟水关系" 的文化传统对民意定位的影响；结构视角区分了中央、地方和基层政府在民意收集与回应中的不同逻辑；过程视角提出基于民需刚性和民意分化的四象限分类模型，结合城市化背景下的拆迁、服务、安全等案例，论证了民意分类与治理方式动态匹配的重要性，为理解国家与社会关系提供了新路径。

本文从历史、结构和过程三个维度构建了民意与治理的分析框架。历史视角揭示了中国传统 “家国一体” 和 “舟水关系” 对民意定位的影响，以及新中国成立后不同阶段民意角色的演变。结构视角剖析了中央、地方和基层政府在民意收集与回应上的层级差异，强调基层政府的信息优势与治理压力。过程视角提出了宏观、中观、微观三重分类逻辑，结合民需刚性和民意分化程度，构建了四象限治理匹配模型，探讨了资源动员、政府引导、任务分包和平台协商四种机制。研究指出，民意在国家治理中的参与需兼顾制度设计与地方实践，平衡理性与情感因素。

本文对比分析北京、成都、台州三地的基层治理模式。北京市西城区通过 “民生工作民意立项” 制度，推动民意全程参与；东城区依托 “五民工作法” 促进协商共治。成都市以社区营造为核心理念，创新信托物业、社区商业等模式，整合政府、市场与社会资源。台州市构建矛盾调解中心，通过 “最多跑一地” 改革实现矛盾化解闭环管理。研究指出，地方治理模式受政策环境、文化传统和社会需求影响，需在制度创新与地方特色间寻求平衡。

本文以北京拆迁、违建整治、抗震加固等案例为基础，探讨城市更新中的民意动态与治理策略。研究发现，拆迁项目因涉及生存需求，民需刚性强且分化显著，需通过透明补偿、多元安置和情感沟通缓解矛盾；城市更新（如 “开墙打洞” 整治）需协调不同群体利益，依赖居民协商与社会力量参与。抗震加固项目中，政府需平衡安全要求与居民个性化诉求，通过政策引导与资源整合推进实施。

本文聚焦电梯加装、停车管理等日常民生问题，分析民意在公共资源配置中的复杂性。北京西城区零韵小区通过 “民意立项” 推动电梯加装，协调高低层居民利益；东城区声香社区成立停车自管会，实现居民自治管理。研究指出，此类项目民需刚性弱但分化强，需通过平台协商、规则制定和持续沟通达成共识。政府需在引导与赋权间平衡，激发居民主体意识，同时借助科技手段提升治理效率。

本文通过医疗、养老、社区商业等案例，分析文化与社会服务领域的民意表达与治理实践。北京市西城区通过慢病沙龙、虚拟养老补贴等项目，整合政府、市场和社会力量，满足老年人健康需求；成都社区引入信托物业、智慧平台，提升居民参与度与服务效率；台州依托矛盾调解中心，化解家庭纠纷与公共安全隐患。研究发现，此类项目民需刚性较弱但分化明显，需通过平台协商、资源整合和情感联结实现治理目标。政府在其中扮演引导者角色，注重激发居民自治能力与社会活力。

本文聚焦城市化进程中的安全与秩序问题，探讨民意在公共安全、矛盾调解和居民自治中的作用。北京西城区通过 “吹哨报到” 机制应对突发事件，成都构建网格化矛盾调解体系，台州依托 “五治融合” 化解家庭纠纷与溺水风险。研究发现，安全类项目民需刚性强但分化弱，治理需依赖预防机制、科技赋能和多元主体协同。居民自治与公约制定（如 “胡同茶馆”“小巷管家”）是源头治理的关键，既需法律规范，也需情感共识与文化认同。

本文总结了本书对城市基层治理中民意分类的研究，提出民意分类框架的理论与实践意义。研究发现，城市化进程中民意需求从基础生存逐步向文化服务升级，民需刚性与民意分化程度是影响治理效果的核心维度。通过构建四象限模型（生存类、安全类、服务文化类、生活尊重类），匹配资源动员、政府引导、任务分包和平台协商四种治理机制，揭示了基层政府在平衡理性制度设计与情感沟通中的关键作用。研究指出，国家与社会关系需突破二元对立视角，重视基层治理中多元主体的互动与动态平衡。未来，技术赋能与媒体发展将深化民意分类的智能化与精准化，但需警惕技术依赖与信息茧房的潜在风险。